王铎与傅山——行草四题

梅墨生

一

    明代万历(1573--1620年)至崇祯(1628--1644年)的七八十年间，“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1]，真个是“举国如狂”，一片混乱。明清之交不仅是一个社会政治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剧烈变革、人才辈出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叠，使得士林与山林人物莫不笼罩在一种忧患的氛围中。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考验面前，历史选择了不同人物，不同人物也选择了各自的历史。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痴庵，又号嵩樵，另署烟潭渔曳。河南孟津人。明天启(1622年)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福王时为东阁大学士。入清，官至礼部尚书，溢文安。傅山(1607--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别号极多。山西阳曲人。工书画印，精医。明亡后，隐居侍母，行医济世，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康熙中征博学宏词科，被强异至京，以死拒。授中书舍人，仍托老病辞归。王、傅正是此际的两位遭际与襟抱殊为相异的人物。但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如何，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均能以翰墨传名于世。作为17世纪民主主义的思想先驱，傅山在明亡以后，一直以遗民自居，高蹈遗世，富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因而倍受后人钦仰，书法为世所重，理之固然，他的著名书论宣言“四宁四毋”，无疑更增大了他的书法影响。而曾任明朝东阁大学士，在南京陷落时却降清出仕的王铎，自然要被世人轻视甚或唾弃。然而，虽然他身为贰臣，政治上“大节有亏”，书法声誉却未稍减，遗墨亦倍受后世珍赏。不妨援引清代杨钧《草堂之灵》中《记觉斯》的一段话，或可作注:

与郎园闲谈，邮园问日:“世间魔力何者最大?”余答日:“笔墨最大”。故赵孟颊，王觉斯之流，亦能千古不泯。

      自书石湖等五首诗卷(局部)王铎（插图）

明季书坛，一派帖学天下。晚明董其昌造“平淡”之极，随后因袭风盛，书法日渐萎靡。逮及清初，康、乾二帝推重赵、董，朝野效法，概莫能外，造成了书法自身生命的低落。一时间，有识之士纷纷崛起，各树大纛，举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反叛董、赵“正统”的旗帜。这一旗帜是由王铎揭其竿、傅山扯其旗的，在纷乱的书法时代，高扬了浪漫主义的个性与创造精神，对于此后的书法发展产生了不可轻忽的深远影响。清代梁献认为:“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显然梁氏把张瑞图算在此内，而未及傅氏，大概是因为他尚未看到傅山美学思想的冲击力与革命性。

    

二

刘熙载是主张“书如其人”的，他认为:“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2]。显然，王铎与傅山的草书都不容易划到“温醇”与“秀颖”两类中去。王铎书法风格的主调应该属于“沉毅”一类，傅山书则近乎“历落”。按照互为因果的道理，王铎就该是书中之“骏雄”，傅山自是“畸士”了。启功先生就曾盛赞:“(王铎)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并有句云:“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3]持此论者，无独有偶，沙孟海先生也曾说:“(王铎)在于明季，可说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4]林散之先生更认为他“自唐怀素后第一人”。

由于王铎以明朝阁臣而入清为仕，他的书法长期受到冷落。随着时光之消磨，人们以政治取舍的观念渐淡，王铎书法的独到魅力因此日显，故而近年来得到了重新评价和关注。其中韩玉涛先生从美学的高度对王铎书法进行了再认识，他把王铎书法的美学思想概括为“魔鬼美学”，“在艺术，尤其是在美学上，确乎有惊人的成就”，并指出了其隐含的矛盾性。(5]这是极有见地之论。王铎传世的行草书作品确确实实传达了一种深沉奇诡的思想情绪。艺术语言的沈毅骏宕，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是别有滋味在心头的。“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诗句，正表现了他的落寞与伤感;而“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6]又透露了他的埋首翰墨与艺术心志。王铎没世已340年，可以令这位在隐痛中度过八年宠辱余生的书之骏雄欣慰的是，他终于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留下了“好书数行”。如:《行书诗翰四首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草书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行书杜子美赠陈补阙诗轴》(开封市博物馆藏)、《孟津残稿》(洛阳市博物馆藏)《忆过中条语》(刊《中国书法》)、《临柳公权帖》(启功藏)、《题柏林寺水诗轴》(刊《中国书法》)、《临豹奴帖轴》(刊《中国书法》)、《草书野鹤陆舫斋诗卷》(湖北省博物馆藏)、《行书奉孝翁社长诗卷》(刊《书法丛刊》)、《诗卷》(日本高鸟槐安氏藏)、《草书投野鹤诗卷》(美无名氏藏)、《行草锥州香山作诗轴》(刊《书法丛刊》)等等作品，集中代表了王铎的“好书”，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书法风格。不妨对他传世的代表作进行一番风格分析。前人认为:

文安学问才艺，皆不减赵承旨，特所少者蕴藉耳。

—清王宏《砒斋题跋》

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明季工书者推董文敏。文敏之丰神潇洒，一时固无有及者。若据此卷之险劲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当逊一筹。

 —清张庚《国朝画微录》

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其合作者，苍郁雄畅，兼有双井、天中之胜。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

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

—清梁献《评书贴》

王觉斯铎，魄力沉雄，邱壑峻伟。笔墨外别有一种英姿卓荤之概。殆力胜于韵者。观其所为书，用峰险劲沉著，有锥沙印泥之妙。

—清秦祖永《桐荫论画》

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清昊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

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

文安健笔蟠蛟螭，有明书法推第一。

—吴昌硕诗句

前人评价王书，其审美感受的抽象概括是:险劲沉著—锥沙印泥之妙—苍郁雄畅—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纵而能敛—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魄力沉雄—力胜于韵—健笔蟠蛟螭。同时，提出批评:所少者蕴藉——体格近怪。

显然，王书的风格特征在前人眼里突出体现为“险”、“苍，，、“雄”、“劲”、“力胜”。这说明，王铎行草书没有完全皈依二王的正统书法的痕迹，无论是向古代书圣的标准看齐，抑或是拿早于他几十年的颇饮时誉的董其昌书法作参照，人们终归无法把王铎的风格纳人纯粹的王羲之流派。王宏撰认为其书:“所少者蕴藉”，以及梁献指出的“体格近怪”已经明确表示了王铎书法的变异风格是别具体格的“新理异态”。尽管他曾自白:“予独宗羲献”、“学书不参古法终不古，为俗笔也，”;清代吴修也认为“铎书宗魏晋”，且在创作方法上格守“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清倪灿《倪氏杂记笔法》)，但这些似都不足以说明他真正的艺术理想与审美所在。他是要把潜藏内心深处的积郁、愤感、愧作、哀惋、悲凉、苦寂等等心理意绪“泻注”毫端的，想在一个相对较为自由和抽象的世界里寄托他的情怀:“自异平生轻洒泪，可堪今日泪如丝”。“耻心委顺负明时，垂老争执众岂知”。“大力，如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寸铁杀人!不肯缠绕”。“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作文不可不狠鸷深刻”。“文中有奇怪，浅人不知耳，望之咋指而退……自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文丹》)王铎的文论暴露了其心灵的另一面，这也许是更真实、更内在的一面。一颗骚乱纷扰、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心灵掺和着一种对于“奇诡之美”的向往之情，喷发而出，凑合成为王铎的心理基调。作为一位书法的天才，他令人信服地把这一切转换成一件件书法奇观一一我们今天看到的王铎作品。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形成了一种迥异前人又有别时人的风貌。这些作品本来就来自于一个不想再“蕴藉”的心灵。扭曲的人格、变异的审美理想与“天崩地坼”的时代风云，共同导演了沉雄险怪的王铎书法风格。也许只有在“笔落风雨”的书法渲泄中，这位“贰臣”的内心冲突才得以熨平，他的审美敏感和个性化的创作精神才得以实现。故而其书法意蕴肯定不是温柔敦厚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体格也极容易“近怪”起来。

结合王铎的传世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行草书风格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种: 

一种是明快斩截的，所谓“寸铁杀人，不肯缠绕”者。这类作品以《行书诗翰四首卷》、《孟津残稿》等为代表。行笔骏爽、锋棱鲠介，笔力挺健，有一种“狠鸷深刻”“力胜于韵”之感。一种是苍郁沉雄的，所谓“健笔蟠蛟螭”，“飞沙走石，天旋地转”者。这类作品以《草书杜诗卷》、《临豹奴帖轴》《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草书题野鹤陆舫斋诗卷》等为代表。笔墨苍润跌宕，结体纵横缠绕，章法腾掷变化，有一种沉郁盘纤之妙。

两种面貌之间当然有必然的联系。如《题柏林寺水诗轴》、《临柳公权帖轴》、《忆过中条语轴》、《行书杜子美赠陈补阙诗轴》等作品，便是其间的过渡性表现。王铎精工各体，但以行草为胜擅，其中又可分为行书和草体。应该说，我们无法在他的行体与草体间强分水平的高低，笔者不能同意“王铎的行书一无足观”[7]的说法。也不能同意“他创造的‘连绵草’，就是一个新种”——把“连绵草”的开山之功记在王铎帐上的说法。[8]“‘觉斯书后更无书’，是有道理的”[9]的结论也欠客观。拙见以为，王铎书法正是以他的深解古人——晋唐风范为根底的，而根底的具体所指落实到他的书法，便是他继承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李北海和米南宫诸古代大师的行楷传统而赋予个性表现的行书。没有这个“本钱”，就没有王铎草书。王铎草书应该是王铎行书的一种变化与纵逸，一种“魄力”、“英雄卓荤之概”的烂漫式的合作表现。如果我们因为感动于王铎的“连绵草”便无视于《诗翰四首卷》、《题柏林寺水诗轴》那样的行书之作的精彩，显然犯了某种失误。至于“连绵草”鼻祖应该是谁，恐怕无论如何也落不到王铎头上的罢。

不过，在王铎两种形式表现中，确实有一种一致的东西，弥漫团聚，令人激赏。那是一种“奇奇怪怪，骇人耳目”的新精神、新风格!韩玉涛先生认为王铎的书法美学是“魔鬼美学”，“是封建美学的辉煌的殿军。其反叛精神、创造精神的勇猛与锐利，是后世莫及的”。[10]允为中的之论。

王铎的的确确曾经非常认真地向王羲之、王献之学习过。他也一再自白:“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这也许是实话。但王铎是一个充满内心冲突的人，精神世界的复杂化，必然影响到他的艺术观。因此，他才在《文丹》中吼出了那一声声惊人胆魄的宣言来。从心理学角度考虑，那或许是心灵骚动、苦闷，即压抑状态下的一个必然结果。但王铎书法的逞力与矜奇毕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主客观的限制。个性的张扬与精神的解放，在他而言是不可能彻底的。他毕竟是位居首辅的东阁大学士，他是曾经长期供职朝庭的官僚，他不可能象啸傲山林的傅山那样对一切正统的审美道统做彻底革命。他要在“有动于中”、“发之于书”(钱谦益《王铎墓志铭》)的草书上套上一环理性的控制圈。这个圈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里，便是有点不自然，即今人所谓“拿劲儿”。傅山的分析是:“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11]在傅山看来，王铎自称“皆本古人，不敢妄为”的学古时期的书法都是“极力造作”的产物，并且他把王铎的成大家归功于他的“无意合拍”。显然这是傅山的道家哲学思想——自然主义观念的一个反映。他们二人共同怀有一腔郁勃、一怀愁绪、一种振奋个性精神的理想，但他们的生活际遇、人格襟抱、道德文章、思想意识，以至文化心理、审美境界等等却是存在极大差异的，因而，其艺术标准、文化立场、表现形式也就必然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王铎虽然在《文丹》里声嘶力竭地呐喊“怪、力、乱、神”，但他终归要保有一种书法的规范与典雅，他从骨子里还是企望秩序——儒家文化的重来。他不仅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过“极神奇，正是极中庸也”的主张，在实践上似也可发现他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目标所向。这种不忍彻底反叛传统的矛盾、犹豫，正是傅山所不取的。也许，王铎的张奇矜怪与领异标新本身，主要的矛头所向却是董其昌。董其昌书法表现为:秀、媚、轻柔、韵胜、虚灵古淡;王铎书法表现为雄、老、沉著、力胜、实在奇诡，这种对比不会是纯出于偶然。王铎不惜“造作”甚或鼓努，用以逆反董其昌的“天真烂漫”与“萧散古淡”。

傅山虽然也喜“天真烂漫”之境，但他与董其昌又自不同。他一再追求的是书法的“天”——生拙与支离、真率与烂漫的境界。他比王铎更无所顾忌，他对封建礼教几乎深恶痛绝。

综合前述观点，不妨认为，王铎的审美理想从根本上就不想走温柔敦厚——“温醇”的道路，也不想走风流潇洒的“秀颖”之路，似乎与“历落”也隔膜着一层。他对于“轻秀”一路的艺术，好象一直抱有成见，在给戴明说的信中他曾批评元代大画家倪璐:“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流，虽略有淡致，不免枯干，尬赢病夫，奄奄气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可见，他的书作一味沉实而“力胜”，是有历史原因和主观动机的。(转引自傅申《王铎及清初北方鉴藏家》，载《中国绘画研究论文集》)他从“极力造作”到“无意合拍”，努力于实践的恰恰是一种超迈古今的新精神、新气象、新体势、新表现。他是借晋唐之古而开自我之今的。抛开其他不谈，仅从书法角度看王铎，我们无法不承认他的书法“笔墨外别有一种英姿卓荦之概”，无法不承认其书风所内蕴的“魄力沉雄”。虽然王铎一生偷生仕林、忍辱苟安，实际他仍然没有什么好的政声，“遍询九卿，莫有言铎居官优者”[12]，这势必造成他的失落感，他的内心深处难免时时缠绕着一种优患意识。毕竟他是一个艺术的天才，他对艺术的执著足以说明他期求于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得到发泄、寄托、慰藉与自我肯定。因此，才有了奔突的线条，有了屈郁拗峭、险变诡怪的字势，有了“渴骥奔泉，怒猊抉石”的墨趣，有了能涵茹古人、包容前人的觉斯书风。那是大家之风。吴德旋看到了王铎书法的直接承绪是北宋的“大家之风”，正是有眼力的。王铎说过:“凡作草书，须有登吾嵩山绝顶之意”。这种意念气度的“雄”必然反映在他遗留的墨迹中。《草书杜诗卷》、《忆过中条语轴》、《行书赠公微词丈五律诗轴》等作品完全可代表其书的“雄”，其书的“沉毅”、“深刻”甚或“奇怪”。王铎的“自揭须眉”本身亦说明他是书中的“骏雄”而不是“贤哲”、“才子”之属。    王铎的行草书法，多为明人所喜的巨屏长卷样式，且多作于绫绢之上。这种形制材料的选择无疑有时下风气的影响，但也离不开书家自主的取舍与偏好。因为书写这种巨屏长卷，既便于满足书家内在心理表现的需要，同时也便于引发书家强烈盛大的创作意兴，显示书家的艺术才能。明季书家，似乎异常偏爱这一样式，至少说明在书法方面，明季书家是非常地“有话要说的”，不如此不足以尽兴适意。不知是因为书写长屏时的伸卷人没有伸直绫卷，影响了王铎的整体视野——写得行气时常流注偏侧——欲挣脱中轴线，还是书家有意在这个地方表示他的“无意合拍”于前人传统，反正这是王铎行草书的一个个性特征。对此进行形式分析对于解剖王铎书法的“奇怪”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比较历史上的其他书家书法，王书的形式语言在这点上与众不同。试举《忆过中条语》屏条为例:开头的“予”字很谦卑——与晋人的起首字多数重大相反，“予”与“年”字的“东倒西歪”的关系暗示了一种左右冲突的潜意识。“年十八岁过”五字迤逦左倚，至“中”字又拉回到右方来，下边的字忽左忽右，曲曲折折地贯穿到首行末尾的“望”字，按说“望”字应当与“予”字相垂直的，却不然，王铎把整整一行字的大势引向了左面，随后第二行、第三行都随了这个“大势”，但他又把第二行与第三行的行距拉近，形成了与第一行、第二行的疏行距的对比。如此处理的结果是，整幅作品狭长的格局里，奔突着一股“奇气”——“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

行距的左倚右靠，字态的东倒西歪，笔致的俯仰向背，笔墨的起伏跌宕、千回百转合奏了一首交响乐章。这就是王铎心里的“海中神鳌，戴八肱，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这就是王铎书法审美的意象世界！

王铎就是用这样的书法语言“说”着自己的话。这大概就是“明人尚势”的个案与代表。

三

傅山这位传奇人物确是一位“畸士”。他在甲申之变后“居土穴”，“着道服”，被人“荐应博学鸿儒科”，“固辞”，“尝失足堕崩岩，见风峪甚深，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终日乃出”[13]。与王铎在他的家乡河南流传着不少“神笔王铎”的故事一样，傅山的家乡山西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写字作画的离奇故事[14]。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很佩服他，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全祖望说“先生之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15]傅山之名在明末清初之际真所谓朝野争知。

按照刘熙载因人论书的理论，傅山书法应该划在“历落”之属。事实如何?先援录几条前人的看法:

(傅山)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盖浸淫于卷轴者深也。

—清秦祖永《桐荫论画》

先生学问志节，为国初第一流人物，世争重其分隶，然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尝见其论书一帖云:老董止是一个秀字。知先生于书未尝不自负，特不欲以自名耳。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

傅山书法晋魏，正行草大小悉佳，曾见其卷幅册页，绝无毡裘气。—清杨宾《大瓢偶笔》

青主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然草书则宕逸浑脱，可与石斋、觉斯伯仲。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

青主书笔力雄奇宕逸，咄咄逼人，余尝谓顺、康间名书以王孟津为第一，今览青主书，庶可为配，且欲过之。

—赵彦棍

显见前人认为傅山书法以草书为胜擅，其草书的接受审美为:生气郁勃——绝无毡裘气——宕逸浑脱——雄奇宕逸。可以独拈出一个“逸”字来括之。“无毡裘气”就是无华丽的富贵气，而有生气、逸气、山林气。他自己告诫儿孙们:“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作字示儿孙跋》

综观傅山的一生及其文艺思想的主流，的确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桀傲不驯、寄情烟霞、磊磊落落、大爱大憎的奇才与奇艺。

郁勃、浑脱、雄奇、宕逸的境界正是傅山独特杰出的品性胸怀、学问文章的一种迹化。这个“国初第一流人物”继承了徐渭的浪漫主义精神传统，把王铎揭竿的反叛赵、董的旗帜高扬了起来，向古淡柔媚的时风唱出了反调。他提出的著名的“四宁四毋”主张，与王铎的“怪、力、乱、神”的“魔鬼美学”宣言相呼应，从不同角度否定了董、赵的正统地位与艺术价值。如果说，王铎的美学思想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傅山，那么傅山的美学思想的出现也在相当程度上拓宽和发展了王铎的艺术思想体系。而且作为此际“艺术的难民”(阿英《海市集》)，傅山更富有自己的艺术思想和主张，其思想自成体系，在历史上的影响甚至远胜过王铎。两者的一致性是，都在回归或者复兴晋代羲献的优秀的古典主义传统的掩护下，大行各自的“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的事实，在明代盛行馆阁书的时代风习中，王、傅不仅以自己的理论更以自己的实践喝醒世人:“傅山的书法美学，正是为了矫正当时贵族文化腐朽而来的书法领域的虚伪、奢侈、巧饰之弊”[16]。

傅山的书法精神其文化指向是平民思想的审美质朴化。这一思想的渊源所自不妨追踪到老子与庄子。建立在尚“真率”和“自然”之美基石上的傅山美学思想，异常鲜明地带有疑古和反叛道统的色彩。他自负地说:“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 [17]“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话，平原气在中，毛颖中吞虏。”[18]他强调书法的高境是“天”:“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笔至，天也;笔不至而神至，天也。”（《家训字训》)

傅山的书法之“天”是什么?是拙、丑、支离、真率，就是质朴野逸的美境。丑拙真率，他的书法实践达到了吗?前人认为其书达到了“宕逸浑脱”的境界。有人质疑，认为傅山书法与其理论相去甚远。其实不然。傅山的书法确实是“人奇字自古”，“历落”不俗的:“历落”与“真率”之间有必然联系。值得一提的是，傅山理解的质朴自然的美就是拙、丑——不雕饰的朴素表现。他不仅在理论上反对华丽轻滑的“媚”，他在实践上也是身体力行的。只不过他并没有在形质的外表上简单地反“媚”——主张形质表象的质直、生拙、呆板。他是用一股“浩荡之思”所勃发出的“浑脱”不羁之气来驾驭笔墨的。在他笔下“吞虏”的毛颖喷薄汪洋、纵横淋漓，书之字态、行之气势，都以一个“大”字出之。显然，他认为“大”、“浑脱”的“天”之境界已经去“媚”于霄壤了。这种“大”便是他理悟以后提出的“拙”——大巧若拙，大美不饰，返朴还真。因此，质疑傅山在自作中没有臻至自身理论的高度，或者认为其间极不一致的观点，是没有弄清楚傅山美学思想的精义所在:他是在追寻、祟尚大美——大巧——若拙的立场上鄙弃小美——小巧——秀媚的。

他的连绵与缠绕的圆曲线是直率历落的精神驱使下的表现。曲中寓直，外在的屈曲盘纤正是“大”和“直”的内含外化。傅山希望人们通过他的作品的小的“不直”看到他精神世界的“大”与“直”——“天”。《易卦、坤卦》日:“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所以，傅山在书法中追求的就是“媚”的背反，是大美，是庄周的逍遥自适。因此他标榜化境。这是不能简单地按图索骥、刻舟求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傅山的书法精神比王铎更自由、更浪漫、更抒情，表现上也就更自然、更讲究、更难以被普遍认可。诸如《秋逸诗轴》(山西省博物馆藏)、《樵斧诗轴》(山西省博物馆藏)、《草书七绝诗轴》(刊《中国历代书法名作赏析》)、《孟浩然诗卷》(故宫博物院藏)、《丈夫垂名轴》(山西省博物馆藏)、《丹枫阁记册页》(山西省博物馆藏)、《为七伯作草书轴》(刊《中国书法》1989年第2期)等等作品代表了傅山的典型风格。

粗服乱头的傅山风格，磅礴大气，旁若无人;矜奇逞怪的王铎风格，诡变夭矫，行云流水。毫无疑间，二者之间多有异同。前者浑脱如草原放马，后者沉雄如金刚裂目，美何大焉!

四

仔细辨别，不难找到王、傅行草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而这区别也一定暗示了什么。基于“形式与意境，自书法言之，乃不能分开。意境究出于形式之后，非先有字之形质，书法不能也。故谈书法，当自形质始”[19]的观点，不妨对比一下王、傅两家行草书: 

   材料    多用绫绢。如《王铎书法选》（河南美术出版社)和《傅山书法》(山西人民出版社)中所收作品，王铎20余件墨迹，使用绫绢数为16件，而纸本仅占5件;傅山40余件墨迹使用绫绢数为30余件，而纸本为13件。虽然，这两集所收作品仅为河南和山西两地的部分藏品，但抽样统计结果的比例仍然可以说明，王、傅二人确实都喜欢用绫本材料作书(这也是明代的一个风气)。由于绫绢质地较纸质光滑，且有明显的纵横经纬纤维，书写时的笔墨效果自然比纸本不同，墨色易于团聚，渗化时不象宣纸那样易于出现笔痕，因此，书写时的“涨墨”和“枯笔”效果较为特殊。这种特殊的效果王、傅两家作品共同具备，在书法史上也较有特殊性。尽管材料的选用或有多种原因，似也不能排除对于上述特殊审美效果的一种下意识的追逐。

用笔与点划线条    王铎:笔法内撅，方多于圆，起讫着力；线条斩截果断，沉实觚棱，夭娇多变;线型纵横欹侧，透力感强;视觉效果有精金削玉之感。傅山:笔法外拓，圆多于方，起讫不经意，线性浑脱虚灵，粗细突兀，轻重对比大;线型圆浑饱满，张力感强;视觉效果有枯藤盘纤之致。

王、傅两家草书，为黄山谷、祝允明、徐青藤后之重镇，不唯直接宋明余绪，实为远绍汉晋者，所谓擅作“连绵草”体。但王铎行草质胜，力过于韵，实多于虚。王书在法度内“极力造作”，理性精神跃然卷褚;傅书蔑视规则，意气发越，感性色彩洋溢毫颖。如果说他们都很重视“古意”，不妨认为王的古意是晋之大王，可将王书《题柏林寺水诗轴》与王羲之的《丧乱帖》联系起来分析;而傅的古意是晋之小王，可将傅书《秋逞诗轴》与王献之的《鸭头丸》对比赏会。    就用笔而言，王铎是格守古法——王法的，傅却是破坏古法，至少是轻视古法的。他说过:“呜呼，古是个甚!”这与他的整个文化精神相统一。在处理法与意、形与气等关系上他是舍前求后的。换句话说，傅山作为清初的大师，其书法的破坏性远过于王铎。正因如此，他的书法实践不易被人普遍接受，他品操里的遗世高蹈的精神应该是这种创作观念的原动力。仿佛透过王铎对于古法的笔法保留，可以令我们感受到他对于旧王朝以至逝去岁月的忆恋与矛盾心境。傅山虽然一直热爱大明旧江山，对于新王朝表示了彻底的不合作态度，但他的文化精神却是彻头彻尾的激进的民主思想，他对于纲常礼教是勇于“叛周孔”的，于艺事亦崇尚创造性，反对“奴俗气”。

王铎与傅山无疑都是中国书法史上开拓风格、创造新美境界的巨匠。这首先就体现在他们书法的线条创造上。

视觉造型。这里的视觉造型包涵结字与章法两个层面。王铎:结字造型空间性强，每个字都极有姿态，且重心倾跌，单独抽出都有些分离、扭曲、倾歪的态势。(这种态势是否暗合了家国及个人际遇?)但下一字之救助上一字之险倒，正造成了字与字的“咬合”关系—担夫争道式的关系。这样，每个独立的构图(大空间)都形成了异常特殊、险怪的“势”，憾人心魄，具有了属于王铎的个性价值。傅山:结字的时间性因素突出，空间造型意识被淡化。他的字以气驭笔，因机赋形，偶发性多。因此，笔线的奔泻淋漓与左右纵横成为主要构成基调，占有全篇。“咄咄逼人，’(赵彦恨语)差可当之。用他的知友顾亭林的话说，就是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之境。

如果拿古法的标准去衡量傅山草书，恐怕要令人失望。他是以书叛纲常的——叛前人的正统纲常，故斤斤以理法求之，傅山书只有弃之如敝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傅山书赏人以意气的天倪，粗服乱头，根本就不屑于在形质、点画的“小处”着眼。这种一泻千里的气势和风遒，正是“非其人不能为”的。傅山书有时缠绕得令人目瞪口呆，有时竟然象乱绳头一样有“树梢挂蛇”之嫌。但好在其书尚有筋节，否则便成了刘熙载批评的“笔无转换，一直溜下”的“浪作”。[20]从重视与夸大书法的表现因素这点来说，傅山近乎西方绘画的野兽派。如他的《樵斧诗轴》(山西省博物馆藏)中的第二行的“毒她”二字，我们简直只可作印象式的悟认了，在狂飙精神的运作下，形质打破了某种恒态。由此也恰可看出，傅山的“丑拙”、“支离”几乎无所顾忌。他是真正实践了王铎“魔鬼美学”的书中奇才、怪杰!——王铎如见，或当自叹弗如? 

这里又似涉及到技法——规范的作用问题。不妨引瓦•康定斯基语，或于理解傅山之草有所助益:“内在需要所要求的一切技法都是神圣的，而来自内在需要以外的一切技法都是可鄙的。”[21]傅山是在如是的意义上，写其“真率”之情怀。至少作书时，他仿佛已经“宇宙在乎手，造化蕴于胸”了。王铎的“凡作草书，须有登吾嵩山绝顶之意”正与傅山的“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相一脉。可见，他们在追求气魄、气象、气势这方面有很大的共同点。大概这也是两者之作易被人混淆的原因。[22]

正是王铎、傅山在把握作品——大草的整体意境方面，异军突起、超轶古今，创造性地形成了有同有异的视觉图式——书法造型语言，所以他们不仅享受了生前的声誉，更赢得了不朽的审美认同。“特殊组合的线条及色彩，某种形式，以及形式间的关联”[23]是美感形成的因素所在。在完成自我草书风格的过程中，王、傅两家表现了纯粹的大师风度。

注:

[1]《明臣奏议》卷三十三之沈鲤《请罢矿税疏》。

[2]清刘熙载《书概》。

[3]《启功论书绝句》。

[4]《沙孟海论书丛稿》。

[5]、[10]《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6]《清史稿》。

[7] [8] [9]韩玉涛((中国书学》。

[11] [17] [18]《霜红金集》

[12] [13]《清史列传》。

[14]《清代名人传略》。

[15]清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传略》

[16]《中国书法X1989年第2期陈新亚文。

[19]邓以哲《书法之欣赏》。

[20]刘照载《艺概》。

[21]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

[22]参阅〔美〕傅中《海外书迹研究》王择、傅山条。

[23]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

王铎草书艺术简评

刘灿章

一

王铎(1592-1652年)河南孟津人，31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以明朝礼部尚书之职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后，在次年正月被授以礼部尚书管宏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顺治六年晋太子太保，顺治九年三月病逝河南孟津乡里，溢文安。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清史·列传>))时，王铎被定性为“贰臣”，入《清史·列传》(乙编)。站在不应以人废书的立场上讲，评价王铎的书法及他对清代以后书法的影响，我们应该以艺术的、科学的、客观的评价方法来认识王铎，给王铎的艺术一个公正、真实的评定。王铎作为我国书法史上的杰出贡献者，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王铎出生之时，正是明清易代更迭之时。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进紫禁城的时候，绝望的崇祯皇帝提剑杀死了自己的皇子后，在煤山以自绕方式了断了他的一生。大明王朝也随着他的自隘而灭亡了。福王朱由裕，于1644年继位南京，年号弘光。次年三月，淮河防线不守，清军四面急攻，扬州失陷以后，清军很快迫近南京，福王携妻妾出走芜湖，南明政权也随之瓦解，王铎、钱谦益等文武官员出城降清。

在儒家的“忠君”思想影响下，明亡后，大批的文人志士为效忠明朝，对满清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明朝的忠贞，他们或啸傲隐逸山林，或发誓不再仕进，或杀身殉国。与王铎同年进士被世人誉为书坛“三株树”中的倪元璐于1644年自杀殉国，黄道周被俘不屈，于1646年3月5日在金陵(南京)曹街被杀。此二人都为之壮烈殉明，而王铎在无奈的情况下却走上了降清之路，这成为王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块沉重的巨石，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之时，他都是在极度的矛盾冲突中度过。

如果王铎也像倪、黄二人壮烈殉明，其“三株树”更会被后世敬仰。但历史无情，人品即书品的观念使得多少大师为之失颜。王铎虽是明末清初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他头上所戴的“贰臣”之帽终未能摘下，留给后人许多的思考。

二

王铎学书十分勤奋，13岁开始临王羲之《圣教序》，几可乱真，后又学颜、柳、米，而后创自家面目。其书学思想推崇古典风神。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他一生坚持“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的学习方法，始终让自己的书法创作与经典书法的临习保持互动之势，从而更多的吸取古典的养分。纵观王铎书法线变的轨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述:

一是追求古典书法精神，不断推陈出新。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是历代先贤智慧创造的结晶，是书家思想物化的反映。其精神性的延续，从汉字书写到进入艺术层面的创作，并经过一代一代的书家的承传而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资源经过后人的不断汲取更新，积淀更加雄厚，融铸成具有东方特性的书法精神。与古典的书法一脉相承，王铎在取法上，尊羲献，溯篆隶，取唐宋，各代书法精华无不纳入其师法之中。如《赠子房公草书卷))为他50岁的草书作品，是他五十自化向一个新的高度冲刺的良好开端。

二是对中国书法的技法完善和风格创新的贡献。书法的技法是在书写过程中不断积累而成，并逐步完善，又不断的被后人所开拓发展。从字的字法、用笔、结体、再到章法、墨法上来讲，可说是千变万化，但技法的发展是有其规律可循的。王铎的书法技法，明显的可以看出是从二王、颜、柳、苏、黄、米诸家技法提炼而成，并又拓展和丰富了书法的技法，其个性化风格渗入前人的多种风格，而自成为我，风格特征十分的突出。他运用米莆八面出锋创写意线条，如《杜陵秋兴诗卷》用墨含“五彩”，气韵生动。运用宿墨、涨墨及浓淡干湿之法创其王氏风神。

三是王铎总结历代书家风格特征之后，创雄强力感的书风。在雄强书法流派的不断完善和书风多样化方面，王铎的书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铎书法以力取胜。二王帖学从汉、晋、唐、宋、元、明这条主线没有中断，各代书家都在学习吸取中标新立异，王铎也不例外，其学二王犹重在笔法，骨力的强化锤练，注重从二王飘逸中提练并放大二王书法内的雄强力度，他在吸取中扬弃，以确立自家风貌为突破口，在似与不似之间创造出一种雄强的书风。再到后来学米、学颜、柳等书家，无不证明了在古法风格中求新求变的轨迹。《草书杜陵诗卷、杜甫凤林戈未息诗卷》、《秋兴八首册》都为这一时期创作的力作。

王铎集百家之长，从“尚韵”、“尚法”的宏大目标—“尚态”、“尚力”的实现。纵观王铎书法艺术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他是一位中国书法精神的继承者与革新勇士:是中国书法技法集大成式的开拓者;是中国书法个性化风格的追求和自我完善者;是“尚态”、“尚力”书法流派的践行者。如《行草书五律诗五首》、《赠张抱一草书诗卷》可谓将壮美之力表现到极致。在中国书法发展的这条主线上，王铎既崇尚对传统吸收，又善标新立异达到裂变创我之意。为书近五十年的探索，终自成家法，成为“有明书法推第一”(吴昌硕诗句)、“于明季书坛可谓中兴之主”(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

王铎是一位十分全面的书法家，他寄情于诗、书、画。他一生写诗两万余首，因“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仅十分之二”，现存4954首。他诗宗杜子美，追溯汉魏之风，表现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情调。画宗宋元，得益于宋元的绘画精神。他笔下的山水画显示出丰蔚、苍秀、清新之雅趣，不愧为山水画的高手。他以草书写兰，信手写出洒脱拙润，生机勃发，表现出以情抒志的人文精神。

三

纵观中国书法史，大草从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庭坚之后便是王铎，这条主线，是承上启下的发展轨迹，后来的王铎以超越古人的胆量和惊人的魄力，构筑了明清时代草书的高峰。他与古人不同的特点是:

一是强烈的节奏感使草书作品产生出运动力和冲击力。书法的点画线质表现其弹性产生运动力，运动的返急产生冲击力，在这一点上王铎成功地将力运用到书法点画的变化上，使笔在绢、绞、纸上的运动过程中产生顿挫、仰侧、奇崛、突变，使个性的张扬发挥到极致。尤其是一笔书，王铎采用远大于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庭坚等人作品的尺幅，给毛笔以更宽阔的书写空间，如《草书临张芝贴轴》(158cmX47.5cm)前两行均为一笔一行书就，几乎无一断笔，第三行若不是内容写完，恐怕又是一笔书完一行，整幅气势如飞瀑直下，冲击涧鸣，又如轻风杨柳，炯娜多姿。《草书临王献之帖轴》(192cmX46cm)、《草书临王献之节过岁终、愿余帖轴》(328cmX51cm)都可称为巨幅大作，充满着激情的用笔，如同少林武僧，有屈铁之力，挥棒生风。我们用黄山谷的草书同王铎草书作比较，山谷草书取劲健、险绝，表现出骨力洞达之势，但结体不够雄迈:王铎则取其精神，丰富笔法，在一任挥洒之时使用笔千变万化，同时加强了结体的雄厚，如龙蛇行空，来势不可遏也。

二是前无古人的字法造势。王铎亦受时风影响，但能站在传统基础之上，破除旧有的模式，创建出一种崭新的恢弘博大的图式，使观者无不领略其艺术的震撼力。造势是王铎书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如《赠张抱一行书卷》，通篇显现出变幻莫测的感觉，字势左右歌侧，笔致老辣，章法宕逸。唐张旭狂草《古诗四帖》，如龙蛇之行，富于变幻，王铎在这一点上更向前迈了一步，进一步追求草书中险绝、突变、膨胀与内敛之势，我们似可听见字的点画在运动中阵阵作响。

三是墨象万千，酣畅淋漓。中国画中有墨分五彩之说，利用墨之浓、淡、干、湿可使画面产生出无穷的变化，显现出生机勃勃的趣味。王铎从中国画中悟出用墨之道，并大胆地运用到书法创作中，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把涨墨之法发挥到极致。其作品的冲击力与用墨是分不开的，他书法点画的流动感也与用墨紧密相关。历史上在王铎以前的草书大家无一人用“涨墨”法，此法实乃王铎开创也。如《行书奉龚孝升文卷》是一幅典型的“涨墨”力作，王铎利用墨的枯润、浓淡的大反差，使作品产生了动荡和跳跃。又如《行书文语轴》则用“蓄墨”涨水法，在书写中展现晕、枯、淡之效果，通篇感觉是一幅典雅的丹青画。再如其48岁所作的《临王羲之小园子帖》，这幅作品更具涨墨的特点:整幅作品中，起首第一字“仆”字的左偏旁就完全被涨为墨团，当写至第九字“杂”字时，其涨墨效果比第一个字还要过分，人们的视线完全被这两个突兀而强烈的墨团所吸引，并怀有浓厚兴趣读下去。更为意想不到的是当写到“可”字时，由于涨墨的原因，“可”字己涨成一个逗号形态。王铎通篇有意识地使用涨墨呼应对比也十分明显，如上部第一行第一字的“仆”字和第三行第一字的“故”字的涨墨与右下角“杂”、“可”、“处”、“静”等字相呼应，中部第二行的“往”字与第三行的“伦”字相呼应，这种不同位置的参差对比，使作品在整体视觉效果上别具一格，特点鲜明。

四是王铎的独特笔法。其笔法早年受二王影响，笔势较为平和，行笔温润，他中年学米后，笔势、笔法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首先，其笔法变圆转为方折处增多。米带书法中弧线笔画往往以直折的转笔写成，而折角的笔画均显示出方折之意，而非二王的圆转。王铎在米莆笔法的基础上，进而夸张运用，激荡跳跃，方折劲挺。其次，王铎书法的笔画起笔处夸张其落笔形态，一反二王、米莆侧锋落笔，平匀铺毫的惯式，而发展为落笔成点，翻毫平辅运行的方法，或圆点，或方点，或侧点，与折角处突出的方折劲挺形态共同构成了王铎的笔法特征，加上笔画的挺拔劲直，形成了其刚健的线质和激荡起伏的用笔节奏。

王铎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极大，特别是行草书。清代早期的傅山受王铎书风影响之后，创博大流变之体，标立书坛。至近现代受王铎书风影响最深，写大草的书家，如林散之、沙孟海、沈鹏等先生，都对王铎书法有深入的研究和汲取过优秀的养分。日本成立了王铎书法艺术显彰会，对王铎更是推崇备至，大书法家村上三岛先生是学王铎的大家，带动了日本学王铎的热潮。在我国书法热的今天，各种书法展览上，都能看到很多学习王铎的优秀者。王铎的书法精神鼓舞着、拨动着一代代学书者的心弦，王铎对中国书法精神的领悟，开宗立派的精神，成为我们今天学书者的宝贵财富。因此，时代的发展也必将产生出像王铎这样的书法大家。 

(刘灿章《青少年书法》执行主编、《王铎书法全集》副主编)(责任编辑曾欣)

 

王铎年表

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辰1岁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明朝，迄今225年。

    明神宗朱翊钧为第13代皇帝。明神宗万历间，帝疏于政务，每

    不视朝，时朝议者两件大事，一曰开矿之争，一曰东宫册立。

    王铎诞生于河南孟津邑双槐里。父王本仁，31岁，母陈氏29

    岁。据《明季南略》记载，王铎“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

    洞人”。

    是年，孙承宗30岁、文震孟19岁、姚希孟14岁、钱谦益10

    岁、黄道周8岁。

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  甲午3岁

    二月，皇太子常洛出阁讲学，时年14岁，出阁用东宫仪，中

    外欣慰。

    王铎三妹生于是年。

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3岁

    王铎始临习王羲之《圣教序》。三年后，字字逼肖。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乙巳  14岁

    王铎始读书，古文数篇而已。

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5岁

    王铎舅陈具茨缔社于乡里，王铎从之学文。

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  16岁

    王铎人庠读书，时家境益窘迫，生计维艰。

    与孟津东20里花园村马氏之女结婚。妻马氏长王铎二岁，岳

    父名马从龙，字云合，河北香河知县。是年42岁。在经济上，

    王铎多得妻马氏及岳父马从龙接济。

    四弟王镆生。

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已酉18岁

    秋，福建、浙江、江西大水，四川、河南、陕西、山西旱，畿内山东、徐州蝗。

王铎就学干山西蒲州河东书院。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9岁

    三月，廷试赐韩敬、马之骐、钱谦益及第。

    岳父马云合辞官返里。

1611年  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20岁

    王铎家田仅十三、四亩，贫困时不能一日两粥。舅父陈具茨

    时相资给。

    长子无党生。

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壬子2l岁

    八月，王铎以禀膳生员赴乡试不中，友人吕维祺举于乡。吕

    维祺时年二十七岁。

1613年  明历历四十一年癸丑22岁

    嵩山之内有王铎书屋，当时或就读于此，有诗作《嵩山》五

    律两首。

    友人吕维祺中进士。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25岁

    春，畿内，山东、河南大饥，河南农民义军起。

    王铎肆业于西烟寺，得大司寇乔鹤皋器重，令弟子受学于王

    铎，赖之资给，得以度过荒年。

    家中园田产两棵灵芝，因名日“再芝堂”。

1619年  明万历四十七年已未28岁

    三月，杨镐统兵分四路攻后金军，战于萨尔浒，明军大败。

    是秋，王铎读书于邑西谷献山之陈荩吾山庄。

    舅父陈具茨中进士。

    书《吴养充墓表》。

  1620年  明万历四十八年(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29岁

    七月，明万历帝崩。

    八月一日，皇太子嗣位，是为明光宗。

    九月一日，明光宗崩。

九月六日，皇长子即位，是为明熹宗。

    王铎一姊病故。

1621年  明熹宗天启元年辛酉30岁

    三月，后金军取沈阳。

    八月，王铎中乡试，时在开封府。

    冬，为应明年会试，王铎已至京师，寄寓于京城报国寺东庑，

    舅父陈具茨至报国寺会见王铎，当晚并同宿于报国寺中。

    侄无骄生。

1622年明天启二年王戍31岁

    二月，孙承宗晋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掌兵部。

    八月，孙承宗出镇山海关。

    九月，帝封弟朱由检为信王。

    三月，王铎捷南宫，殿试名列二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

    与倪元璐、黄道周同改庶吉士，王铎与倪、黄之交游即始于

    此年，时有“三株树”与“三狂人”之谓。

1623年  明天启二年  癸亥  32岁

    正月十五日夜，同倪元璐、傅寄庵、许明菴游灯市，有诗纪之。

    次女相生。

1624年  明天启四年  甲子33岁

    正月，王铎受翰林院检讨。倪元璐、黄道周授翰林院编修。

    是春，王铎返里。

    四月，舅陈具茨卒，时王铎在榻旁。

    季冬，有陆浑山之游，继沿伊水北上，过龙门，登香山。

1625年明天启五年乙丑34岁

    正月，魏忠贤起用崔呈秀为御史。

    八月，黄立极、丁绍轼、冯铨、周如磐俱晋东阁大学士。

    自三月至九月，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袁化中、魏

    大中六君子相继下狱死。

王铎时在北京。

《临王羲之修载贴轴》。

    《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

    十一月十二日，于“蜀亭老先生”斋中，临《兰亭序并律诗帖》。

1626年明天启六年丙寅35岁

    正月，秉魏忠贤意，修《三朝要典》，顾秉谦为总裁。

    满州努尔哈赤卒，子皇太极立，是为清太宗，以明年改元天聪。

    王铎约黄锦、郑之玄辞修《三朝要典》。

    春日经筵文华殿，王铎为侍从之官。

    袁崇焕破清军于宁远，王铎喜作《丙寅宁远捷》七律二首。

1627年明天启七年丁卯36岁

    八月，熹宗崩，五弟信王由检嗣位，诏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祯。

    十一月，魏忠贤自缢死。

    《临王羲之参朝帖轴》

    五月，王铎任福建考试官，由东直门出京城，经山东衮州之

    汶上，继沿运河达杭州府，沿富春江历岩州府之建德、衢州

    府之两安，后取陆路至玉山、广信、铅山而入福建境内。

    冬，取路返里，岳父马云合卒。

    《南皮道上等七律诗帖》。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启程返京。

1628年明思宗崇祯元年戊辰37岁

    正月，磔魏忠贤尸。

    五月，毁《三朝要典》。

    十一月，清军大举入寇。陕西以连岁荒歉，官吏苟虐，饥民

    纷纷起义。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称闯将。

    初春，王铎在京城，充“皇陵陪祀”职。

    四月，陟翰林院侍讲职。

    夏，返里，修整“再芝园”艺以新竹。重名之“拟山园”。

    为“文岳老父母”书《再芝园诗轴》。

    作《与大觉禅师草书启》。

    九月，黄道周为王铎作《题王觉斯初集序》。

1629年明崇祯二年己巳38岁

重阳节，同乡里友人登览邙山，并游鄏山之阴龙洞。有诗作

    《南山登高同友苗家村夜归漫兴》。

    十月某夜，友人张名祝来谈，留宿斋中。

    年底，返京，途中曾投宿于距芦沟桥二十余里的良乡柬长店。

    时良乡刚刚遭受清军劫掠，一片残败景象。

1630年明崇祯三年庚午39岁

    六月，温体仁、吴宗远俱晋东阁大学士。

    九月，周延儒为首辅。

    三月十七日，作《太仆与嵩焦公祠碑》。

    五月，王铎请假告归乡里，某日，约友人及二弟仲和、三弟

    子陶等相聚于孟津城外一里的柳寺，集会上，王铎舒毫染翰，

    书写个人吟咏的诗作，王铎复作《游柳寺赋》，以舒雅集之意。

    同月，作《直隶凤阳府知府载富张公墓碑》。

    六月二十日，作《王觉斯太史初集.自序》。

    六月二十五日，作《山西右参政夏衢董公合葬墓志铭》。

    八月初六日，与友人有洛水之行，当晚，至洛阳白马寺。

    九月十六日，王铎与张鼎延、邢舜玄二亲家同登金门山顶，遇

    雨少留山中，时有即兴吟咏诗作（后皆刻入《琅华馆帖》中），

    归后，复作《金门山记》述其事。张鼎延助其刻《琅华馆帖》

    并为之作跋。

    同月，与家人、亲友经伊水而至少室山，于此暂住。

    初冬，王铎方返孟津。

    十月十一日，作《中岳神祝祠》。

    十一月作《袁宜人合葬墓志铭》。

    某大雪日，与亲友往游郦山龙洞，作《龙洞雪游记》述其事，

    文甚朴茂。

  1631年明崇祯四年辛未40岁

    九月，洪承畴总督三边军务。

五月十三日，有邯郸之行，拜“黄粱祠”。

    《为泰器大祠宗书诗轴》。

    冬，河南孟津一带积雪五尺，百姓多冻馁而死者。

1632年  明崇祯五年壬申  41岁

    二月，周延儒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温

    体仁、吴宗达俱晋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年初，王铎在北京。

    三月，作《宜人杨氏墓志铭》。

    奉旨出使山西潞安府，封潞安六合王，途经安肃暂住，抵潞

    安府时在六月十五日，事毕，经太行返里。

    河决孟津，百姓溺死无数，王铎五言律组诗14首述其事，其

    前有序云：“壬申夏秋，吾郡霪雨七十余日，倾圮庐舍，伤人

    害禾，因忆辛未雪五尺，冻死数百人裁盛异事。

    以农民义军高迎祥等部连破山西州县入河南事，王铎复作七

    言组诗八首，其前有序云：“壬申七月至十月，晋寇约七万余，

    夺太行、石城而下，去孟津止百里。济源、河内、武陟、修武

    杀焚之惨，嚏血为川，林积其尸，募兵无一斗者，国家养士，

    求其实用，则竞如此。纸上捷奏，徒使劳于披览，噫!亦可以

    少息矣。汝州、叶县，鲁山、庐氏、嵩县寇余孽数十万，鸱张

    虎哮，盘踞大顶山，未为扫荡，拯民而出之水火，谁乎?良

    可流涕也。予展转无计，郁塞发愤而作此诗。”(《拟山园初集》

    五律卷八，七律卷四。)

1633年明崇祯六年癸酉42岁

    六月，周延儒致仕，温体仁为首辅。

    十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破渑池诸县。李自

    成初别为一军。

    春暮，王铎同家人、奴仆等十余人启程赴京，取道郑州，三

    月二十一日，从封丘一带渡河，从长垣人河北，三月二十

    八日，至河北开封府，应开州守王复邀请，宴饮于王复朴园亭。

    四月，抵达北京，暂居于友人冯祯卿之绿雪园。

《为公嫩书诗轴》。

  九月，书《赠袁枢诗册》。

  秋冬之际，当任右春坊左谕德职。

1634年明崇祯七年  甲戌43岁

    六月，李自成被困于车厢峡，会连雨40日，人马死者过半。李

    自成乃自缚请降，总督陈奇瑜许之。李自成出车厢峡后，复叛。

    八月，文震孟承纂修《熹宗实录》，奏请改《光宗实录》。

    王铎在北京。

    五月，书《赠今础先生扇面八帧》。

    作《甲戌都下秋日》五古二首。

    《题青阳山庄五律十首册》。

    《为天心书诗轴》。

    作《光禄寺少卿珍吾王公合葬墓志铭》。

1635年明崇祯八年乙亥44岁

    正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义军相会于河南，举

    行著名的“荣阳大会”。

    《临王羲之月半念足下帖轴》。

    春，王铎当在右庶子任上。

    作《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作《丁君两台墓志铭》

    作《贺顾母太夫人七十寿序》

    初秋，王铎以不合温体仁、吴宗达辈，乃自请调任掌南京翰

    林院事，此行，经河北涿县，于九月先返孟津。时临习“古法

    帖”之书作，后汇成《琼蕊庐帖》。

    八月，为“皓老先生”书《临徐峤之帖轴》。

    深秋，携家人游“南山硐”(即邙山)，作五律诗《家中南磵》，

    诗云：“家磵谁登眺，天寒草木稀。雨余孤岫出，日暮众禽依。

    诸郡寇仍紧，三年人未归。石坛偃卧否，处处野棠飞。”此诗

    王铎曾以条幅形式书之，现藏日本。

    冬，《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

十二月，率家人、奴仆等10人，赴南京上任，始乘舟沿黄河

    东下，在河南东部之虞城登陆，由虞城而夏邑，由夏邑而水

    城，由水城而宿州。

    途中为“环州老父母”书《永城道中漫兴诗轴》。

1636年明崇祯九年丙子45岁

    五月，满州改国号日“清”，改元崇德。

    正月，王铎及家人一行抵达南京。

    同月二十八日，与张湛虚、屈静原集陈春台小桃源，时玉兰

    九大树盛开。

    时与张湛虚、屈静源或游历牛首山、燕子矶等名胜。

    《为芝老先生书献之帖轴》。

    三月，与南京国子监祭酒张诒白同游普德寺。

    五月，王铎感滞下血，张湛虚时来探望。

    八月，张湛虚因事北归，王铎不胜惆怅。

    《临兰亭序卷》。

    十月一日，王铎与家岩、家慈、二妹、四弟镆及奴仆七、八人

    有池河之行，路遇农民义军，时值傍晚，且战且走，仓惶奔

    逃一夜。

    友人朱五溪，长子无党自孟津来南京会王铎，

    与吴飞卿游，为其父作《吴还澹传》。

    文震孟卒，王铎作《吊文湛诗》七律一首，诗云：“别时孤棹

    赴清渍，秋老梧桐尚忆君。江海欺然上晦色。乾坤果尔丧斯

    文。同流范相祠边水，不借要离原上云。鳌泣龙奔潮退后，风

    雷还向雨中闻。”

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46岁

    六月，温体仁致仕。

    是年，范文光为王铎作《觉斯先生诗集序》。

    二月初一日，王铎题孙谋书《华严经》。

    二月十六日，王铎携家人北渡长江，返京任少詹事职。

    二月十七日，行至江浦。《临怀素草书轴》。此行历黄河岸边

之双沟，取路暂返孟津。

  闰四月，于鄏（有阝部）山之阴临古法帖轴，(汇入《琼蕊庐帖》)。

  七月朔有八日，作《王氏子弟诫》。

  七月二十五日，王铎同家奴等十余骑陷农民义军围中，突围

  而走，自光武陵之西北走牛庄，幸遇故人泛舟水上，始乘舟

  走脱。

  是秋，卜居于青嵘山房，作《青嵘山房与诸亲友登其峰等诗

  文手稿》。

  九月，与亲友尝集于柳寺。

  十月，启程赴京，经任县、柏乡、定兴等地。

  同月，预择王铎为东阁侍班。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戊寅47岁

    四月，张至发致仕。刘宇亮为首辅。

    以杨嗣昌、程国祥、蔡国用、范复粹并为东阁大学士。杨嗣

    昌兼掌兵部。

    七月，谪少詹事黄道周。

    九月，清兵人塞。

    是冬清兵连下畿辅近城，前大学士高阳孙承宗死之，卢象升

    死之。

    正月，王铎晋詹事职。

    二月七日，太子出阁，王铎当在东宫侍班任上。

    二月十二日，帝御经筵毕，召封王铎、姚明恭、黄道周、顾锡

    畴及翰林诸臣问“保举考选孰为得人”。

    五月二十六日，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教习馆员。

    七月在经筵讲官任上，时“秋讲”尚未开始，王铎上疏言边

    不可抚事，当在此顷，其时疏数上，杨嗣昌乃嗾中铛欲廷杖王

    铎，家人及奴仆皆惊恐，王铎泰然处之。

    同月，侄无骄卒。

同月，跋《肃府本淳化阁贴》。

“秋讲”日，王铎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力言加派，

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剥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

    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帝以其言词过激，切责

    之。

    中秋日，作《王氏大传》。

    九月二十四日，京师戒严，王铎分守京城大明门，幼女佐卒

    于此顷。

    十月二十一日，作《铜雀瓦砚铭》。铭曰：“胡以瓦也而跻之

    栋，沈之渊。胡以吾也而授之几，升之筵。水之汇而胡以浴

    云飞烟。又何知此后之千百年，谁为主也为谁妍。物之遇合

    也且然。孟津王铎铭。崇祯十一年，绣衣使者二东张肯仲贶

    余，余再拜而受，识于北都之大明门，时虏警，时晨于是门

    三十日矣。十月二十一日午时，铎之附记。”

    十二月，次女相卒，时已两度上疏乞归省亲，遂返孟津。

    侄无荒生于是年。

    《为芳老先生临王羲之帖卷》。

1639年  明崇祯十二年  己卯48岁

    九月，李自成困于函谷，以50骑突围而出，自武关入郧阳，息

    马深山中。时河南大饥，饥民多从之，势复大振，至十二月，

    攻陷宜阳，众至数十万。

    正月，居青嵘山房中。

    春某日，葬次女相于孟津城东山北祖茔之西南。

    《为心翁书诗轴》。

    《忆过中条语轴》。

    八月十四日，为“赵深甫”书《京北玄真庙诗轴》。

    《为仲玉书诗轴》。

    十月，重游谷献山陈荩吾山庄，其时陈荩吾已殁，不胜抚今追

    昔之感。

    同月，复返北京。

    《临王羲之小园子帖轴》。

    书《万骑争歌杨柳春诗轴》。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庚辰49岁

    四月，谢升、陈演为大学士。

    逮江西巡抚解学龙及黄道周下狱，如遣戍。

    正月初十日，为“孟坚”书《洛州香山诗轴》。

    上元日，书《吾闻朱君文语诗轴》。

    三月三日，上遣王铎祭告风雷等坛。

    《临王羲之丘令帖轴》。

    夏，为“应五老亲家”书《香山寺诗轴》。

    九月，王铎受命南京礼部尚书。

    十月，以家人先行，取路暂返孟津，王铎率家丁25骑随后，行

    至卫辉张吴店，家人一行陷农民义军围中，农民义军两千余，

    王铎以25骑驰突往救，竞得救出家人并冲出重围，有诗文纪

    其事。

    王铎父病故于此顷，始为父服丧。遂携家人于怀州东湖岸边

    筑草堂栖之，名曰：“涵晖阁”。

    时有《纪行诗稿》。

1641年  明崇祯十四年辛巳  50岁

    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常洵，尚书吕维祺被捕不屈

    死。王子朱由崧奔怀庆。

    三月，杨嗣昌卒于军。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阳。

    十二月，李自成围开封，不克。

    元月，书《柏香帖•思松涧书舍柬友诗四首》。刻石藏河南省

    沁阳县柏乡镇。同日，并跋《琼蕊庐帖》。

    三月，同亲翁张玉调，李庚生游月山寺作《月山寺录》。

    王铎母病故于此顷。

    秋九月，书《奉景翁诗轴》。

    十一月，书《赠子房公草书卷》。

湘潭投古赋，木吏遇华春。莫仅仍山侣，孤光照海滔。”

    《临王涣之等阁帖卷》。

    《琅华馆帖册》。

    为“杨荆岫”书《望白雁潭作诗轴》，《飞人诗轴》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壬午51岁

    正月，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军救开封。

    八月，释黄道周于戍所，复其官。

    九月，李自成决河灌开封，孙传庭率师赴河南。

    二月二十五日，为“抑庵”《壬午临柳公权帖轴》。

    春暮，王铎尚在怀州，与“张抱一”等游，书《赠张抱一草书

    诗卷》、《赠张抱一行书诗卷》。

    五月，朱五溪、三子无回有太行鸿飞山房之行，寻渡河，暂

    返孟津，安葬父母于鄏山阴之祖茔。以农民义军进据孟津，忍

    痛离父母墓旁。与家人，亲眷等近百口人，乘舟而东，复走

    新乡、滑县、封丘、夏镇等地。于封丘，值南京大理寺评事张

    如兰丧事，王铎修书与钱谦益，由张如兰长子宁生持之南下

    往见，请为父铭，钱谦益乃为作《南京大理寺南评张君墓志

    铭》。

    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铎家人一行至于江苏桃源，妻马氏病故

    于舟中。时家人栖止小舟之内，倍极艰难，得湖北黄冈“凝

    之”公助．于河边完丧礼。暂将妻马氏葬于此。

    《为彻庵书五律诗轴》

1643年  明崇祯十六年年  癸未52岁

    八月，清太宗死，子福临嗣，是为世祖章皇帝，改元明年为

    顺治。

    春，于江苏浒墅关同故友袁枢相聚，为袁枢作《层峦丛

    树图跋》，中有“明日别浒墅，心犹游其中，王铎题为石寓亲

    契，癸未三月夜”语。

    王铎三妹卒于此顷。

    南下至嘉兴，王江泾，会稽及楚之漳水、黄冈、洞庭湖一带，

幼子无争卒。

  《临王献之、王羲之帖轴》。

  秋，携家人北归，途经河南菊潭，览《峨眉山纪》，因作五律

  10首。返乡后，以庐舍尽毁，乃投奔至河南辉县，苏门山南

  10里之孟庄山志园，将藏书数车贮于孟庄山志园主人郭公隆

  之“玄览堂”。其时尝与胙城贵履吾、山阴朱五溪游太行三潭，

  路拾“乌头”以为“芋”，食之，险些丧命。

  于孟庄山志园书《赠郑公度草书诗册》。

  四子无技病故于此顷。

  胙城贵履吾时亦避难居此，有草舍曰：“琴言斋”。十月某夜，

  王铎于“琴言斋”中，书《王维五言诗卷》。当晚宿干“琴言

  斋”。次日早，与郭公隆、贵履吾、朱五溪往游“紫团峰”及

  西崖诸胜，又留宿于友人维章之紫团山宅中。

  次子无咎率奴仆等自500里外之桃源，迁母灵柩归，移葬于新

  乡城东二里之水柳湾。

  《为长正贤契临阁帖卷》。

1644年  明崇祯十七年  甲申  53岁

    正月朔，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张献忠

    入四川。

    二月，李自成自三边入山西，趋北京。十九日，明崇祯帝自

    缢于煤山。

    四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倪元璐自尽家中，一门同时殉身者

    12人。

    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

    南京官吏立福王朱由崧为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正月，移家浚城(浚县)，寄寓于故友刘通政之“摄生阁”。为

    “顺后无阝亲丈”书《隶书三潭诗卷》。

    二月，筹划买楫南下，时彭禹峰、张云斋远从数百里外来会

    王铎，遂一同乘舟至丰、沛、清江浦一带。书《隶书五律诗册》。

    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称监国于南京。再推词臣姜曰广、王

铎为东阁大学士，时王铎尚未至南京，当在苏、杭一带。

    六月十三日，王铎见朝。二十三日，予王铎弟镛，子无党世

    袭锦衣指挥使。

    七月二十日，夺故大学士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及总督尚

    书熊文灿官荫，王铎拟旨削之。

    八月六日，叙翼戴功，加王铎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

    大学士，荫中书舍人。

    上《目前急需三款以乞敕行求济时艰事疏》、《为中州死难诸

    臣疏》等。

    冬夜书《寄金陵天目僧诗轴》。

    腊月，书《怀州作诗轴》

    “为无知大禅宗书诗轴》。

1645年  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  乙酉  54岁

    二月。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

    清军下西安。李自成走襄阳。

    四月，清军克扬州，史可法死之，

    五月，清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弘光帝出奔芜湖。文武诸大

    臣降。

    六月，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

    十二月，唐王聿键自福州移住建宁，黄道周进兵婺源。

    正月初六日，加王铎少保，予荫。

    上元灯下，为七舅书《宿江上作诗轴》。

    同月十九日，叙殿工，赐王铎金、币。

    二月二十一日，王铎六请告归。

    同月二十六日，王铎晋少傅。

    三月初，有北来太子，帝使百官验对，马士英、方拱乾、王铎

    等极言其伪。

    《为更生武老亲翁书诗轴》，《临王献之帖轴》。

    五月十一日，都城百姓入狱救太子。擒王铎，众殴之。

    同月十五日，赵之龙叩首迎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开洪武门，

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出城降。

    次日，豫亲王多铎受百官朝贺，王铎与焉。

    闰六月，王铎同清贝勒博洛至杭州。

    《临古法帖轴》。

    作《隐义》一文。

   《为太峰老亲丈书诗轴》。

1646年清顺治三年  丙戌55岁

    三月，黄道周被俘不屈死。

    六月，清军渡钱塘，陷绍兴，鲁王朱以海逃海上。

    八月，清军入福建，郑芝龙降清。

    十一月，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朱同榔称帝于肇庆，改明

    年元为永历。

    苏观生等奉唐王聿钥称帝干广州，建元绍武。

    十二月，清军克广州，执明唐王聿钥。桂王朱由榔奔梧州。

    正月，王铎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宏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

    裁。

    于“太峰”斋中，书《行书文语轴》。

    二月，书《送凤丸等五律诗卷》。

    同月，四弟王镆卒干太平任上。

    三月初五日夜，书“杜甫凤林戈未息诗卷》。

    同月，次子无咎中进士。

    同月，于淝水龚奉常斋中，见米芾《天衣禅师碑》真迹，四月

    十六日炬前跋之。

    三月某夜，书《赠二弟仲和诗卷》。

    春夜，为高尔俨作《临褚遂良帖卷》。

    夏孟，为戴岩荦作《临阁帖卷》。

    《自书石湖等五首诗卷》。

    六月，受赐朝服。

    作《贺相国玄平宋公寿序》。

    七月十二日，作《仿柳公权字轴》。

八月，作《为完老临书轴》。

    十二月，为“葆光老亲翁”书《高邮作诗轴》。

    为“心香”、“道懋”二释子作《临王筠帖轴》。

    《为匡一词丈书五律诗轴》。

    是年，二弟镛来都，改授少参。

1647年  清顺治四年丁亥56岁

    正月，清兵破肇庆、梧州，朱由榔走桂林，又走全州。八月，

    清兵破武岗，朱由榔走靖州。九月，朱由榔奔柳州，又走象

    州。

    二月二十四日，作《为鲁斋义兄临阁帖卷》。

    三月，充殿试读卷官。

    同月二十五日，书《春过长春寺诗轴》。

    四月十四日，作《宋母丁太夫人七十寿序》。

    四月二十五日，作《临王献之忽动帖轴》。

    夏，作《金鱼池亭燕集序》。

    端阳节，书《杜甫晚出左掖等五律诗卷》。

    五月初八日，作《临张芝帖轴》。

    六月，书《李贺诗册页》。

    为“太峰给谏”作《阴訚然序思集序》。

    九月，长子无党自昆山来京，道王铣事，王铎喜而作《尹教》

    一篇。

    作《张母丘夫人墓志铭》。

    《为麈生老词坛临献之帖轴》。

    十月十一日，作《丁亥临柳公权帖轴》。

    十月十三日，作《临王羲之省前书帖轴》。

    十月某夜，作《临王羲之蔡家宾等三帖轴》。

    同月，作《明刑部右侍郎交河肖形孟公墓志铭》。

    十月二十一日，作《临谢庄帖轴》。

1648年清顺治五年戊子57岁

    二月，朱由榔奔南宁。

三月，作《为宿松书诗轴》。

    闰四月十一日，王铎姬段氏卒。

    同月，王铎返里。为段姬完丧事，作《段姬墓碣》。

    重阳节，登乡里柏冈山。作《戊子九日》诗：“九日晴明燕地

    远，迢迢闭弟定相思。紫藤朱柿怜人处，恰是青山对酒时”。

    冬，王铎返京。

1649年清顺治六年己丑58岁

    正月，王铎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

    二月作《临王羲之伏想、清和等三帖轴》。

    作《孟太保宗伯丛绦园集录》。

    端阳后作《为段西美书诗轴》。

    夏，于琅华馆为“张老社盟”作《临阁帖与山水画合卷》。

    十月，遇恩诏，加太子太保。

    十一月，作《临王僧虔帖轴》。

    作《无咎制义序》。

1650年清顺治七年庚寅59岁

    正月，清兵破南雄人韶州，朱由榔走梧州。十一月，清兵破

    广州、桂林，朱由榔奔南宁。

    上元月书《北方作诗轴》。

    二月，作《书画虽遣怀文语轴》。

    三月初二日午书《送郭一章诗卷》。

    王铎三弟时钅龙亦居京，有龙松馆。三月某日，王铎于龙松馆

    为三弟作《三弟拟寻梦曲序》。

    五月二十一日，作《庚寅临王献之帖轴》。

    六月十三日，作《王献之敬祖、鄱阳帖轴”。

    夏日，作《临王羲之敬豫帖轴》。

    七月，书《赠沈石友草书卷》。

    冬日，书《题素漱三首之一诗轴》。

1651年清顺治八年辛卯60岁

    正月，清帝始亲政。

王铎晋少保。

    二月，临王羲之帖，草书轴。

    闰二月初二日，书《赠静观长老二首轴》。

    三月二十一日，书《玉庵张公赞卷》。

    三月二十九日，为“开吾老年翁”作《临王昙首昨服散帖轴》。

    三月，上疏言重道尊师，请幸学以致用奠事。

    初夏，为丁野鹤书《容易语诗轴》。

    夏夜，书《赠敷五文语轴》。

    四月，受命祭告华山。

    六月初三日，祭毕华山。

    夏日，书《登华山绝顶诗轴》。

    六月三十日，在陕西三原附近。继而南下入蜀，登览峨眉山。

    七月一日，于旅途中，作《临谢安帖轴》。

    九月，自峨眉山返回途中，作《临褚遂良帖轴》。

    九、十月间，以农民义军遍布，转辗于四川北部、陕西西南

    部一带，有《旅蜀文稿》。

    初冬，方由汉中府之兴安取水路，经湖、广郧阳府抵达光化。

    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河南孟津，时抱病服药。

    是年仲子无咎始刻《拟山园帖》。

1652年清顺治九年壬辰61岁

    二月，孙可望劫迁朱由榔于安隆所。

    三月四日，授王铎礼部尚书，时病笃，居于乡里，同月十八

    日，卒。卒之前云：“有仙迎我”。事闻，赠太保，谥文安，荫

    孙之凤中书舍人。

生平与艺术历程

      

        “艺术源于人生的苦闷”。因而，古来离乱不安的时代，悲苦的个人遭遇，往往成就出许多艺术大家。一部绵延千年的书法史亦可佐证此中道理。上自东晋，有书圣王羲之郁郁不得志，挥毫慨叹。世间传有美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叙》；中唐“安史之乱”颜真卿丧兄亡侄．奋笔疾书《祭侄文稿》遂成书法之佳构；宋代文学大师苏东坡遭贬黄州，苦雨小屋里写就《寒食帖》名篇；入元称臣的宋朝宗室赵盂頫自悔一生事事总堪惭，情钟书学，独创赵体；明末清初之际，由社会黑暗转入战乱，既而改朝换代。变幻跌荡的百年间又造就了诸多书坛巨匠，王铎是其中艺术贡献最为卓著者。

   清贫力学  宦海沉浮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蒿樵、小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据《明季南略》记载．王锋“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其十世祖王成从山西迁入孟津邑(令河南盂津)双槐里。王铎生于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先人中，惟有祖父之长兄王价登万历二年进士，然不幸早逝，年仅49岁。祖父王作，终生未曾进入仕途。王铎的父亲王本仁，字性之，号梅园，以农耕读书为业，教子甚严。王铎就是在这样一个知悉诗书，家境衰落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王铎家原“有田二百亩” ，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日不胜于贫时十三亩”。他的父亲依靠黄河南岸的13亩薄田支撑着全家生活。王铎有四个弟弟，即镛、鑨、镆、镡，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家境贫困艰难之时，“不能一日两粥”。王铎的母亲陈氏曾将陪嫁的“钏珥链柎鬻之市，以供朝夕”。“麦稻缺，买犄饼，不能遍诸儿。半儿饱，母略茹藿，则腹饥矣” 。慈母怜子以菜充饥，而饼少人多，仍不能让儿女免去饥饿，这便是王铎早年饥苦贫寒的生活窘状。直到成年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 。“王铎青少年时期，乡里的富豪为侵吞王家财陷王铎的父亲王本仁，这使得王家日渐衰落的经济生活更加上加霜。

    俗话说：“陋室出公卿”。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力学，走上千禄仕进之路，以求光宗耀祖。王铎有诗序云：“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余复压然，不求人怜” 。少年的王铎倔犟而独立。而在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也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打通参与政治的道路，才能改变经济生活命运。王铎14岁读书，从学习古文开始，转年从舅父陈具茨学习。16岁读书。18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王铎因学业优秀，得到同乡乔允升的器重，对其他门下弟子讲：“孟津中的富家子弟，但以有吃有穿而傲视乡里，只有王家长子王铎，勤奋好学” 。乔允升还令其他弟子北面受学于王铎，还在经济上资助王铎，使王铎度过了明万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饥。

    王铎早年得到资助最多的是舅父陈具茨、岳父马从龙，当然还有倾其所有、同甘共苦的妻子马氏。

    1621年8月，王铎中乡试。入冬，王铎来到京师，寓居于京城报国寺，准备参加会试。翌年三月，王铎31岁时，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半年多的时间王铎连科及弟，这对王氏家族简直是天大的荣耀。王铎又从进取的409名进士中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同时的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和“三狂人”。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明天启四年，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帝死后，他事福王、唐王，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明隆武二年，殉节而死。黄道周擅长诗文书画，取法魏晋而面目独出，书风“险怪”。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官拜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明崇祯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自缢身死。倪元璐擅长丹青翰墨，其书法以纵姿奇崛为面目．直人真率天趣之意境。黄、倪、王三人仕途同时起步，交游甚密，政治上相互影响，学术上相互砥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然如黄石斋之崖岸，倪鸿宝之萧逸，王觉斯之腾挪，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只是在明亡之际，黄、倪二人与王锋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归宿。

   王铎入选翰林院，进入庶吉士行列，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明史》记载，自明英宗天顺二年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关于王铎入选庶吉士的原因，《侯太史遂园诗集•卷首》部分记载为当时任职翰林院的同乡侯恪的推荐。而《王铎的政治生涯》的作者则认为最有可能推荐者是同邑师长、刑部左侍郎乔允升。但无论推荐者是谁，总之，王铎这位“田舍翁”瞬间成为朝中的“士大夫”，并且直接敲开了通往中央权力中心的门户，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然而，纵观王铎的一生，做为庶吉士，即“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他是当之无愧。至于以此做为晋升的高台阶，虽然带给他日后的达官显爵，但同时也把他抛入凶险莫测的宦海之中，历尽升沉。真可谓：福兮？祸兮?

    王铎初涉政坛的九年，以清流自居。在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中，他与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黄锦、郑之玄等人表现了鲜明的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入朝初期与王铎交游来往密切的人是吕维祺。吕维祺是河南新安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王铎十分敬重吕维祺，吕维祺更是赏识王铎的才华。后王铎将长女嫁与吕维祺之子吕兆琳，两家结为姻亲。吕维祺与东林首要人物大理寺卿邹元标、副都御史曹于汴相友善，并在北京创立了“首善书院”，以讲学为契机，展开关于改良政治的讨论。邹元标得王守仁之传，冯从吾志濂洛之学，吕维祺则深研经义，这对于王铎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倾向的培养有不小的影响。 另外，王铎、倪元璐、黄道周所共同仰慕的先师孙承宗，也是河南籍。钱谦益即是孙承宗的忠实门生。孙承宗对王铎亦是格外青睐，曾为王铎的《拟山园初集》撰写了《叙王觉斯太史初集》。从王铎这些交游关系及经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王铎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来如何为官做事的动因。

    明天启六年正月，“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纂修《三朝要典》，目的是总结“阉党”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为自己树碑立传。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理应参加《三朝要典》的编纂，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做出了不与“阉党”为伍的行动。以后，《三朝要典》由大学士顾秉谦、杨景辰主持完成，又于明崇祯元年元月被皇帝朱由检下旨焚毁了。

    明崇祯六年四月至八年秋，王铎居京长达两年多，其间已由翰林院侍讲迁转为詹事府左谕德，右庶子。这时期中首辅是明崇祯年间居阁时间最长而且阴险狡诈的温体仁。王铎与其政见不和，自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王铎曾叙述这段经历说：“不合温体仁、吴宗达、乌程百计中之，后避而之金陵”。 明崇祯十年初，王铎被召回北京，任少詹事。是年八月，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吏部推阁员13名，王铎为其中之一，但未能获任。十二月，定东宫官属，为东宫侍班；次年正月，又晋升为詹事；同年七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翰林院)馆员等职。明崇祯十一年，满州的皇太极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内地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议和派主张，遭致贬官六秩之处分。事情仅过19天之后，王铎仍旧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 ，使主和派大为恼怒，杨嗣昌已使人言于崇祯帝，要求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廷杖”之罚等同死刑，无人能从杖下生还。消息传出，王铎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泣，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感。好在“上亦不加罪焉” ，保住了王铎一条性命。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进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并论及时事时，“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 。又触怒了皇帝，据《清史列传》的记载：“庄烈帝切责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铎惶惧，俯伏案前待罪”。虽然，崇祯帝“不加罪”，但已令人栗栗危惧。历史的记录虽仅寥寥数语，但对于当事人的王铎却需要何等的勇气。同朝廷理论、与皇帝直言，表现出青年时期的王铎骨子里刚直不阿，求真求实的精神。不过，得罪权臣、拂逆龙颜，终归不会有好果子吃——王铎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而此时他的两个幼女亦于同年(明崇祯十一年)秋冬季先后夭折。他两度上疏“乞归省亲”，遂获准。年底返回孟津故里。

    明崇祯十二年十月，王铎重返北京，任翰林院学士职，明崇祯十三年九月受命南京礼部尚书。在赴任南京的途中，顺路返回孟津。翌年初，老父病故，王铎辞官服丧。四个月后，老母亦病故。此时，家乡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于河北、江苏、湖北之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结发35年的妻子马氏病故于江苏桃源的一只小舟中。明祟祯十六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都死于逃难途中。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暂避浚城故友刘通政的“摄生阁”。二月，李自成攻陷北京，该地也成危势，又率全家乘舟飘泊在丰、沛、清江浦一带。此时的王铎饱受着国破家亡之痛苦、贫困潦倒之艰辛。他在《赠汤若望诗册》的跋中记道：“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嘉耳，奈何!” 政治失意与生活飘泊的双重压力，逐渐销蚀了王铎与“阉党”权臣舍命相争、向皇帝直言劝谏的勇气。王铎，这位明王朝的孤臣，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的任命，也许会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为后人所感叹；也许会在改朝换代后，束装归里，成为前朝遗老，以诗文书画伴其晚年，备受后学尊崇。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命运会让他继续一个悲剧的角色。

    1644年忙不迭地有新主即位。在清军与吴三桂联合兵力刚把登基不久的大顺皇帝驱回山西，清摄政王多尔衮正议定建都北京、迎福临即位之时，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也正密谋立福王，他们认为福王昏庸，便于操纵。五月十一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皇帝，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的父亲福王常洵，在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时为农民起义军捕获杀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则逃往怀庆。当时，王铎一家正居于怀庆，对他们多有帮助。如今，朱由崧自然念及往日救助之恩，称监国时，已推举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六月三日，王铎入阁，马士英为首辅，王铎至而为次辅。在辅政期间，王铎感戴福王恩宠，办事竭尽忠诚。钱谦益作墓志铭就称赞他：“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七月，王铎拟旨削故大学士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赠谥及官荫。秋冬之季又与河南籍官员联名上疏，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特别是当马士英、阮大铖要以“六等”拟定北部降“贼”大臣罪名时．王铎与刑部尚书解学龙则尽力保全了多数的北来大臣。二人却因此受到保国公朱由弼的弹劾，解学龙遭削籍处罚；王铎则因有福王的私交关系，方保无祸。随后发生的北来太子事，更表现出王铎报恩福王的行为。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有自报“太子”者从杭州到南京，从而引起朝中“太子”是真是伪的争议。以东宫侍班身份的王铎首先认定太子是伪，《国榷》卷一O四记载：“盖士英揣上意，逆设疑端，大学士王铎附士英，首言其伪”。至“三月乙酉……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附合士英，中外悲之”。到了“三月庚寅……会讯午门……诸臣相顾未决，王铎曰，我敢任其伪，不必再谳，叱下狱”。可见王铎在“太子”真伪的立场上是鲜明的，甚至自愿站在风口浪尖上，直接处置此事，把“太子”押解入狱。当时，认定“太子”的还有朝中的很多大臣，执言仗义、刚直不阿的黄道周也确认“太子”是伪。《弘光实录钞》卷四六也说：“已而拱乾、学濂、宗正、元龙、国弼回奏，皆曰伪”。此事弘光帝对王铎等人的言行大加称赞说：“具见忠诚大节”。皇帝满意了，主政的马士英也在幕后达到了政治目的。日后，王铎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和莫大冤枉．又一次在封建政治斗争的漩涡逆流里被呛得奄奄一息。

    北来“太子”真伪之争发生后，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上疏质疑，甚至发起“兵谏”。湖广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袁继成皆致疏朝廷，主张审慎行事。而武昌左良玉更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问罪马、阮，声称“为太子死”。 风雨飘摇的南朝小朝廷内讧初起，未成声势，随即为清朝南下的大军所终断。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扬州城大杀十日．后渡江直捣南京。五月十日，福王率马士英等逃奔太平。十五日清兵攻陷南京，城内官民都出来迎降。至于出奔之福王，不久以后，在芜湖被降将田雄所执。公元1646年遇害。 南京城破之际，宫里宫外一片混乱。《爝火录》五月十一日条记云：“帝既出，宫门大开。内外鼎沸，宫女杂走。百姓乱拥入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内库银绢、米黄、物玩、弓刀之属，皆被劫罄尽。文武百官一时隐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蚁，有出而复返者。居民又尽杀城内外黔兵，糜有孑遗。”京城百姓又有好事者，声言要救出那位“太子”。百姓从中城狱扶拥“太子”上马，直奔西华门武英殿，用从西宫捡出来的弘光遗弃的冠袍，给“太子”加身，然后连呼“万岁”，演出了一场闹剧。其间，王铎已换便装躲避，不料被激动的人群擒拿回来，要他指辩“太子”的真伪。绑缚之下，王铎饱受辱骂痛打。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总算捡了一条性命。而在此之前王铎已经六次请求辞官，终未能获准，从而未能幸免这场祸事。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已率清军进入南京城。惊魂未定、伤体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新主子入城。在清军之中，王铎见到了去年在江北已降清的四弟王镆，兄弟相见，悲喜交集，泣泪纵横，内心感慨苦痛实难语言能表达。

    清顺治五年(1648年)冬，57岁的王铎来到北京。次年正月，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同年，即顺治六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当年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游历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干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6l岁。死后，清廷赠太保，谥文宗，荫孙之凤小书舍人。

    王铎在出仕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清史列传》仅在清顺治八年记有两件事情。一是三月上疏朝廷，请求“幸学释奠”、“修葺圣庙”，仍照例调衍圣公及“四姓博士”赴京陪祀。即劝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实行有关遵孔的旧例。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用来装点门面。清代初期实行高压政策，如限令汉人剃发，明令“遵依者为我国人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冠’必置重罪”。从剃发来测验人心，让汉人表示服从满人统治。民间有“留发不留头”的说法。剃发尚且如此，何况有悖于满族统治者的言行。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缄默无声，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他的故国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留下耻辱的回忆。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他身为“贰臣”，已无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他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他的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是不敢堂而皇之的为自己树碑立传?或是担忧被人抛尸荒野?

    降清后，王铎的生活态度也发生截然变化。同样降清的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隐晦而疑惑地写道：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几近为晚年王铎的素描像。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以飘忽不定。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大多也与他同好，如来权、张玉调、戴明说、孙承泽、周亮乙、粱清标、丁野鹤等人。王铎同他们企图籍艺术创作到归宿。在某种意义上说，王锋为艺术追求终其一生，也为后世留下诗文书画等丰厚的遗产，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

     凤会迁流  规模自树

    艺术家的创作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王铎的一生主要活动在“明末清初”之际。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明末清初”指的是从明万历三十年到清康熙四十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大约有一百年左右。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解的转变。早在明代中期，整个运行周密的封建政治体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误差。到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对朝政更加荒疏倦怠，生活也极其奢靡。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由于讨沦“三王并封”之事与政府不合而被割官爵，回到无锡，约了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东林书院集合讲学：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日后形成了东林党势力。《明史》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此后朝野内外党争严重，相互攻诘，整个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直至明代的灭亡．到明熹宗朝，宦官势力逐渐得势，就在王铎登三甲进士的那一年。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窃取朝中权力，勾结党羽，扩充势力．当时的内务六部、四方督抚皆为其朋党，吏治腐败随即从中枢发生，直至糜烂全国各地。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乡绅横暴，整个国家民心变动。明代的最后几年，明帝国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强大势力，东北有满州的军队进攻。明崇祯皇帝在兵临城下时在煤山自缢。李自成进驻北京不久被迫逃离。紧接着是清军人关，社会经济由此造成浩劫，国家政治亦是动荡不堪。这几十年间的时局，实在是变幻巨大，太险恶艰难了。“但是，或许就是这样的国家、社会的崩解，像是春秋战国群起的先秦诸子一般，明末清初这一大解放的时代也促使许多读书人开始沉思各种问题，反而使他们展现出知识分子的气节以及大无畏的求知精神，在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明代中晚期，随着市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在哲学思想方面，王守仁(1472～l528)继承宋代陆九渊心学，高标“良知”、“知行合一”．发展和代替了程朱理学。紧随其后的李贽(1527～1602)在此基础之上发扬了离经叛道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且提出了“童心”的人性理想。他认为天下至美的文艺作品均出自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些观点对文艺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汤显祖、袁宏道兄弟、冯梦龙等伟大的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贴近现实、抒发性情、张扬人欲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书法发展史上也率先出现了一位敢于离经叛道的大书家徐渭(1521～1593)。他以行草书见长，从米芾入手，而不为前人羁绊。其性灵所至，笔墨纵横散乱，章法无端无绪，云雾纷绕，一派狂放不拘的气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说：“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宠)、文徵仲(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陕客也。” 这应对徐渭最准确恰当的评价。徐渭认为书法及一切艺术是为了“寄兴”，为了表达个人的主体意识，即使幕仿古人，他也强调要有“真我面貌”，“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他的所为给明末清初艺术家以重大的启示——要冲出传统的牢笼，获取一颗自由的心灵。王铎也必然会受到明代哲学与文艺思想的左右，受到那些果敢进行艺术实践的大师们的影响。

    对王铎思想形成有着更直接影响的则是东林党人，主要是在他未入仕途之前和步人仕途之后所结拜的师长，如前所述的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人。对于东林党尽管历史评价尚存争议，但就整体来看，就其为国为民勇于舍身救义的大无畏精神而言，是足以为后人称颂的。《柳南续笔》卷三“东林气节”一则记道：“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发，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睹乎?” 。回顾王铎早期的政治生涯，不难看出他思想性格与东林精神的相通之处是：他敢于直言劝君、弹劾权贵，面对“庭杖”大祸而从容不迫。这种大胆进取的思想性格又表现在他的书学理念与实践上。甚至在接受文人自由学风和叛逆精神财富的影响后，仍然不脱离传统精神而保持了继承与革新的动态平衡。因此有人称王铎的书法理念是矛盾的复合体，他的美学思想是“魔鬼美学”。同时认为王铎的创作也是根植在对传统的回归与裂变相互交织的温床上。

    王铎的书法上追“二王”，尤以王献之为主，此外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对《阁帖》的研究最为深入。目前发现的《吴养充墓表》写于1619年，王铎时年28岁。作品文雅端庄，钟繇笔意为多，参以王羲之圣教序面貌。但通篇循规蹈矩未出钟王窠臼。应是王铎早年学古的本来面目。同在1625年书写的《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和《为宁萝先生书圣教序句轴》等两件作品是王铎自l3岁临习《圣教序》后，现今能见到的最早作品。前者的临习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无论形神笔墨，均足以与古人比肩。更不知高于阁帖多少倍。可以佐证王铎所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 不为虚言。后者虽仍有临书求似的意思，但笔势飞动，线条多有联属，墨有渗涨，意态圆润．内含颜法。是由行楷书演化成行书的样式，已有意临味道。他以钟王为宗主，取法魏晋，朝夕沉酣其中，务求神似笔肖，渐次把定门庭，立牢脚根，奠定出他书法艺术发展的基础。此间流传作品虽然稀少．但焚膏继晷，刻意仿学的苦功是不言而明的。王铎的临习与记忆程度近似神奇，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说：“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钱氏所言，我们不妨在《临兰亭并律诗帖》中得到印证。此卷临作笔法精熟，字型逼肖，尽得晋人气度。然而王铎书后，对自己并非满意，在卷后跋中论道：“恨腕中鬼不能驱笔，带习气不得畅快。”他所说的习气，是自己的笔法习惯。是对魏晋风度有更深的理解，还是力不从心难以表现，则不得而知。但这至少是王铎要超越自我的一个信号。而且王铎对自己是信心十足的。跋中接着写道“有诮我以恶札作业，来生忏悔，余将含笑而不之顾。”王铎学习古人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有着高于常人的审美追求，以及不入流俗的对传统精神的把握。无论誉之、谤之，他都为之不动。

    王铎的师古临帖是独具特色的。他一生都在勤奋地临帖学习，从呀呀起步至老到成熟之年，可谓退笔成豕，积纸成山。本书收入百幅作品就有三十余件临帖之作。二是，他的临帖拟古方法有两种指向，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的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的“度”，勿使自己不偏离书法本体，避免陷入“野道”之中，运用自己的笔法与体制来临习古人，使之成为一种创作形式。“他临王羲之最多，但却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的‘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 。三是，王铎高扬“独宗羲献”的旗帜始终不渝。他在58岁那年临《淳化阁帖》与所画山水合卷中声明：“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举蔡。又溯而上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通临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学书诗文，咸有萭（寻+获），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他认为“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以降的书法均是发源于此。那么更深的寓意尚不仅仅在此。笔者以为这既是王铎的书法史观又是他自我评价的潜台词。唐宋诸家是“羲献”源头之流，王铎独宗“羲献”，自然要与虞世南、柳公权、米芾等先贤同出师门．这是王铎胆大与气魄的表现，也是他此后研习各家流变、独树个性规模的基准点。 

    从明天启到明崇祯初年，王铎任职翰林院，从而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庋藏。除能见到各类刻帖碑拓外，众多的唐宋元明书画家名迹上还留有他的题跋。这既可做为研究王铎书画师承关系的资料，也是他极为精到细致的书法佳作。同时，其中所含内容是他书画方面的记述，反映出他的博览和鉴赏水平。本书收录有《米芾•天马赋跋》、《李成小寒林跋》等，从中可窥一斑。以后，他遍游中原和苏、杭、南京等地，留心书艺，见闻增长，他曾说：“予迹江南北，几遍天下!”游历与博览大开了王铎的眼界，学书的范围随之扩展，取魏晋唐宋大家，逐一临摹研究，比较短长。梁献说：“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建，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王孟津行草大字，劲装古服，魄力雄迈，盖初法南宫，而实得力于诚悬遗意，顾力太猛，稍顾令含蓄”，“盂津王觉斯，书法得清臣、海岳衣钵”，“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之室也”，“觉斯草书绝伦，实出自怀素” 。粱献列举出唐宋数位大家业诠释王铎的书法由来。其实“除了二王,东晋以外,他一生尤其推崇两人：一、颜真卿；二、米海岳。颜鲁公者，人也，德行也。米海岳者，书也，昔之时者。就书艺本体来说，他真正崇拜的是米芾” 。他认为真正得二王精髓的是米芾。“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学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王铎对米芾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在米蒂的书法上发现了与自己理解相同的二王风范．找到了直达二王堂奥的度人金针——“不规规摹拟”这句五字箴言。王铎的仿米之作有《赠今础先生扇面八帧》和临米芾的《群玉堂帖》等，其用笔迅捷劲健，结体倚侧，气势恢宏的米芾样式跃然纸上。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翻阅米芾的履历，不难发现王铎与其相通点实在太多了。米芾才识过人，因其狂放，人称“米颠”。米芾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少时学书临仿，常常以假乱真，潜心力学，工夫之深，常人罕有。宣和年间，米芾曾任书画博士，饱览内府珍藏。其胆识过人，恃才傲物，每每诮颜柳，贬旭素。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写古人，晚年自负以极，提出“老厌奴书不玩鹅”，连王羲之也在其摆脱弃置之列。我们不能说王铎找到了自己的楷模，我们只能发现某种特有的规则，以描述某些书家与书法本体的一种关系。王铎与米芾一样不仅对魏晋传统忠实崇拜，而且他们对二王作品的“再造”同样是太惊人了。今传王献之的笔迹《中秋帖》，据鉴定考证是米的临摹。那么，再看王铎的《琼蕊庐帖》，该帖遍临《淳化阁帖》的晋唐名迹，几可达到乱真的境地。王铎自视为二王的“嫡传”，每每自称“吾家羲之”， 常在其所临王书作品上标明“临吾家逸少帖”。他学习唐宋诸家，却保持着批判的姿态，甚至不屑与之相提并论，他在《草书杜诗跋》中申明：

“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王铎是不甘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书奴地位的，他要在“不规规摹拟”中寻找一个自我。从明崇祯初年到崇祯十一年，他出人各家，步步回头，时时顾盼”，将诸家之字，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这是积累与沉淀的过程，也是胆敢独造前的准备阶段。王铎自我超越的内因基本形成，等待外部因素的出现。

    五十自化  好书数行

    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产生，需要有天分、勤学、境遇、师友、机缘等等条件归于一身。王铎在封建社会的名利场中可以说是命途多舛．但在书法艺苑里却是一个幸运儿。

    1638年冬，王铎仕途不得志，故乡难归，开始了六年动荡流离的生活。这一方面使他得以摆脱了官场的桎梏，有了较多的余暇，进行艺术思考与创作；另一方面，仕途的挫折，激起了他愤激不平之气，丧考妣，亡妻女，困厄潦倒的生活引发了情感的动荡起伏。书法成为他渲泄内心世界最为得心应手的方式，自然也是他最为倾心关注的艺事。经历近40年的书学道路，王铎渐次进入了艺术成熟期。一件不同寻常风格的佳作——《为啬道兄书诗卷》悄然出现。本卷未署年，书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右。全卷纵放有度，气力完足，大处铿锵激昂，细部灵动飞扬，章法变动如鬼使神差。卷后王铎跋日：“每书，当于谭兵说剑，时或不平感慨，十指下发．出意气，辄有椎晋鄙之状”。王铎是在叙述创作中的心理感受，他不再亦步亦趋的学仿古人，手中之笔在为情感所驱使，奔腾舒卷，不能自已．此作应为鸿篇巨制到来前的序曲。

1642年．王铎流落怀州时，受到地方官张抱一的照顾，为其所书二件自书诗卷先有《赠张抱一行书卷》，有诗作五律五首。其书骨格刚健奇伟，体魄险绝，笔力沉实，时出渴笔，是一种雄强之力的充分展示。此卷笔势放而能敛，不同于仿米之作，甚至有早年临习圣教序的痕迹，在探索与回归中找到了契合点。观其点画布局，笔墨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随后的《赠张抱一草书卷》，成为王铎书法艺术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刘正成先生将其的产生描述得极为精彩并富于奇幻的想象力：

    几乎与此同时，一件更为伟大的杰作——《赠张抱一草书诗卷》诞生了。前一件行书于《壬午春暮于怀州公署》，是在“抱一张公祖招饮舟中”的当天．所写诗非当日之作。这件狂草王铎记书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夜”，所书诗即是前书所记招饮舟中事，第一首是《张抱一公祖招集湖亭》，想是王铎即事作诗之后，于某夜兴来挥毫。王铎云：“文当如寂寥深山，独坐无人，老猿忽叫，陡然一惊”。（《文丹》）夜则静，静极而动；夜属阴，阴极而生阳。于是，蓦然间，真正的“海中神鼇”出现了，如狮、如象、如龙之力聚集起来了，“戴八弦，吸十日，侮是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墨象、墨迹一泄于纸。一种惟神力可以理解的艺术创造，在静夜中神秘诞生了。

    王铎在失意、战乱、困顿的异乡，创造出惊世骇俗的长篇巨作，达到艺术上的升华。也应验了挚友黄道周对他的预见与期待。黄石斋早年曾经断言：“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盘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人，抹蔡掩苏，望王逾洋，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深，人从未解其妙耳” 。黄道周、倪元璐与王铎同年进士，并在翰林院共事多年，私交甚笃，王铎的诗集《拟山园选集》就是黄、倪二人协助参订的。他们三人既在政治上志同，又在艺术上道合。他们相互间提携互勉，有书信来往，交流艺事经验，并相互品评，成为书坛佳话。王铎果然不负老友之望，明天启三年，“自化”成家，随之又产生了一系列书法杰作。本书收入了王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弘光元年(1645年)的书法作品二十余件之多。展示了王铎创造高峰期的艺术成果。王铎也充分欣赏与肯定自己的超越，他在《再跋自书琼蕊庐帖》中写道：“此予46岁笔。50以后，更加淬砺，仍安于斯乎?”王铎成功的奥妙就在于师古而不泥古，扬弃而不否定。倪苏门在论及书法功夫分为三段时，无疑是把王铎的成功要诀析解得朴素精微，“王铎是不甘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书奴地位的，他要在素精微，“盖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写到熟极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迸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头视初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自成一家矣。”

    清顺治二年底，王铎以前朝重臣的身份再次回到北京，故国楼台，旧朝往事，功名理想全都烟消云灭，余下的只有剃发称臣为新朝的文治武功做一个装饰物。不过，王铎获得了更加自如的创作条件，他不在政治舞台的中心点扮演角色，当官只为“稻粮谋”，诗文书画成了他晚年唯一的精神寄托。而且，物质条件陡然改观，他不必感叹无好墨好纸，也不必因孩童啼哭，竟在书写时衍字脱字。降清七年间，王铎作品传世量最多，风格与水平的差距也较大。一种是在形式上几近完美的书作，如《行书文语录》匀称的布局，舒展飘逸的线条，行笔充实，转笔畅达，参差起伏，跌宕自如，表现出纯熟的技巧风格。一种是荒率且零落的作品，如《赠葆老乡翁诗轴》、《为宿松书诗轴》。气韵不畅，笔势零乱，线条板滞生硬，透露出一种凄凉惨淡、寂寞空虚的情绪。中年时期纵横豪放的气慨全然没有痕迹了。王铎晚年爱作草书，亦颇多得意之作，《赠二弟仲和诗卷》、《草书杜甫诗卷》等具有代表意义，第一件作品是与老友戴明说等欣赏所藏《大观贴》后书写的杜甫诗，同赠《张抱一草书诗》相比较，作品给人的不再是振奋激昂的刺激，而是凝重自然的情调，其情感的表达是含蓄内省的，一切怨艾、悲苦、彷徨、孤零都裹挟在苍劲飞腾的线条里，如江河行于崇山大岭之间，随势宛转，冲撞逆回，浩浩荡荡，倾泻奔流。其技巧绝伦，才情独具，是王铎精品之作中的又一番气象。

    对于晚年王铎的评价，郭尚先《芳坚馆题跋》说：“京居数载，频见孟津相国书，此卷为合作佳作。苍劲雄畅，兼有双井、天中（皆天下奇观）之胜，亦所遇之时，有以发之，晚岁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 从《丁亥临柳公权贴轴》和《书画虽遣怀文语轴》等可以视为此类作品。但从风格的角度观察，晚年王铎的作品笔墨纯熟，技法精良，无论是盈尺简册或是丈二立轴尽成竹在胸，更有“一笔书”之美誉。不单纯是笔势的“意”联，而且有线条的多字组合，《刘孝卓等书启》里有五字、六字的联属，更有整行“龙故使屏翳收风”等七个字一笔呵成，艺术手法之独特为古今书家所鲜见。可见，对王铎晚年之作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清顺冶八年十月后，王铎转辗于四川北部、陕西西南部一带后，作有《旅蜀文稿》，这是目前所见他书写时间最晚的作品，因为是手稿，信手写出，巧夺天然之趣，体现出“雨加雪”的特征。此后，便抱病在床，多半不能挥毫染翰了。

综观王铎的一生，唯在书法的天地间他的灵魂才能自由奔放。他为艺术付出的是心血与痴迷，艺术馈赠给他的则是不朽的声名。王铎的书学实践及其贡献值得人们探讨和梳理。

    王铎学书贵在一个“痴”字，年少贫困时用树枝划地练习书法，中年流落逃难之中叹息的是难买佳墨，他精研《阁帖》达到信手拈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地步。他用功的程度和方法亦有不俗之处，曾自述：“铎每日写一万字，自订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五十年终日**(石+乞)而不缀止。月来病，力疾勉书”。他甚至提倡“沉心驱智，割情断欲，直思跂彼室奥。恨古人不见我，故饮食梦寐以之。”（跋《琼蕊庐帖》）无论境遇如何，他从不忘作书，甚至一位将军奉命出征时，他还嘱咐其军务之间别忘记写字。可谓对书法有痴心有痴意，更有痴行。宋代有耽心书画而疏于朝政的艺术天子宋徽宗赵佶，明末清初也有这位不识时事却精于翰墨的书法奇才东阁大学士王铎，这种“痴”是其取得艺术成就的精神依托，是其能几十年如一日学习探索艺术精髓的保证条件。

    王铎的书法艺术开创出魏晋以来书法美的新领域。在“二王”中和之美外建立起一个与之相联相通，但又截然相反的书法艺术形象一一雄强姿势之美。他所营造的书法世界，充满了力的激烈冲突。王铎的用笔以“韧性”见长，善于在行笔中增其曲折弯扭。王铎自我总结说：“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 。凭这种高超技艺书写出摇曳多姿的线条形态．形成急促多变的转折。加上欹侧的笔势，律动异常的切线变化，势必产生震荡起伏、雄强壮美的艺术效果。他精于使转与涩行的用笔奥妙，他每一笔在运行中都有种一往无前的推进力，同时又有一种反掣力控制着笔的“失度”，大概这就是“纵而有敛”的成因，也是王铎的书法魅力所在。孙过庭说“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这样的用笔丰富了草书的线条表现力，使草书的动感更强，内涵更深刻，在技法上更耐人寻味。他的狂草书完全可以载入中国书法艺术经典，成为后世的楷模。我们因此对他睨视高闲，张旭、怀素的言词亦有所理解。

    王铎的书法是全面的，他的楷书小者高古纯朴，大者苍劲大度。小楷以阁帖中钟繇为家法，《书画合璧册》里所临“贺捷表”，用笔淳厚、章法茂密，字型呈扁方，稍存隶书韵味，与魏晋人的形神相通。在笔划细部，刻划精微，而且一波一磔，劲健圆浑，融汇唐人法度，更见新意。《米芾行书天马赋跋》的小楷，略带行书笔意，结体宽博，字态俊美，通篇点线参差错落，浑然一体，平稳整饬中透出飘逸洒脱之气，是从王羲之《黄庭经》脱化而来。大楷书体有碑刻传世，墨迹较少存留。《李成小寒林图跋》见其楷法功力，法度出自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和“家庙碑”，但用笔中锋，兼施侧媚，结字严整，笔力沉雄，章法如钟鼎铭文，不拘格式，大小字迹间，镶嵌得趣，寥寥一十二个字，却给人以大气磅礴之势。王铎楷书的功力往往被忽视，其实，那些草书的神来之笔，仰仗的是楷书的坚实功底，否则难以神完气足。

    王铎对篆隶书法曾经大力提倡，他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他在书法创新中把篆隶的学习做为手段，对于以后碑学派的兴起有其前瞻的意义。在书法实践上，王铎不是着眼于篆隶书法的创作研究，而是站在史学与书法艺术的双重立场，运用篆隶的字形订正错讹的文字笔画，汲取汉以前书法的营养，充实作品的古朴气息。因此，他的楷行草等类作品中凝聚着篆隶气息。事实上，篆书尚未发现，隶书作品留传稀少。辽宁省博物馆藏《隶书三潭诗》法在汉代《鲁峻》、《衡方》碑之间，用笔率意，体态自如，无后世写隶书的习气。卷尾王铎自识：“素予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此作当是王铎53岁时初学汉隶之作。

    行草书是王铎书法艺术成就的颠峰，前文已做介绍不复赘言。汤大民总结过王铎的行草书作和其内涵，指出他的行草书“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以雄强的笔力，奇诡怪奇的体势，酣畅淋漓的墨彩，表达了大起大落、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到狰狞、怪诞、狠鸷、险幻及至胡乱的粗犷美、阳刚美，感到一种掀天揭地、踏倒古今的欲望，一颗充满焦灼、苦闷、颓唐、狂逸乃至绝望的不安灵魂。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总之，王铎的行草书，尤其是狂草，有一种压倒人的可怕力量，令观者心灵震堪，引起近乎“崇高”的特别审美感受。伟大的艺术家不可能满足于逼肖地临仿古人，重要的是能够超越前人。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沿续到明代，诸种书体以及风格尝试几乎为古人占遍。后来者惶惶然崇拜尚且不及，创新求变谈何容易。王铎竟能“胆大妄为”，独辟蹊径，做出了多种创造与贡献：

    一、巧妙地利用“涨墨”之法增加书作的艺术效果。“涨墨”是指墨溢出笔画之外的现象。王铎以润笔或者掺水的墨对点画有意进行渗晕，或使线条之间互相合并，或使笔触与渗晕交叉以丰富层次，使墨色的变化强烈，显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笔墨趣味，从而促进了以后对焦、润、枯、湿诸般墨色技巧的探索研究与应用。“涨墨”又使局部的点线溶于一处，形成块面体积。增加线条运动中的律动感，仿佛是乐曲的重鼓重锤，铿锵有力。仔细品味，王铎的“涨墨”还在于它的虚灵透澈，绝不是死墨堆积。此法应是王铎取法于画。将绘画的晕染技术引入书法的结果。

    二、王铎以“二王”为宗，却不为书奴。他常常运用逸少、子敬的笔墨章法，加以变异，一反温文尔雅的魏晋韵致，构筑出雄强恣肆的个人风格。其艺术功效最突出的是他的“一笔书”。古来所谓“一笔书”持有不同观点。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草书”曰：“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既此也”。说的“一笔书”是一个字的笔画可连可断但血脉不能断，一行末的字与下一行起首的字要遥相互应，笔断而意连。这样通篇就能够以一贯之。而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梁•庾元威论书》说：“敬通又能‘一笔草书’，一行一断，婉约流利，特出天性，顷来莫有继名。”强调一行字是一笔书就，其实两者考察的都是书法线条在平面空间中沿着笔顺先后时间连断的程度问题，前者是追求笔断意连，后者是说一行之中意连笔更连。但是他们所见所论的“一笔书”与王铎的艺术实践有着气势与技法上的悬殊差别。想必号称狂草大师的怀素得见王铎之作也应自觉逊色。“醉素”的《自叙帖》纵不过28．3厘米，笔画连属最多的一行不过八个字。王铎的狂草立轴动辄二米以上，“一笔”书写多达十几个字，有时一行二十余字，仅略有一断笔，最令人亢奋的不仅仅是文字数量的统计比较，而且凭借高超娴熟的艺术技法，以线条不可思议地连续纵深盘桓，构筑出动人心魄的艺术境界。用百炼钢，化成了绕指柔，上承下接，笔势连绵，奔腾跳跃，左突右冲，纵放得意。犹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其势不可遏止。王铎“一笔书”确立了狂草的新语汇，仅此“一笔”，就足可以载入书法艺术史册。

    三、巨帧长轴的书法作品兴起于明末。代表书家有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后又有傅山、八大山人等。明代以前大幅作品世所罕见。至于粉壁长廊上的狂草仅见于著录，其面貌已随楼台殿阁的倾圮而荡然无存。明代中后期，高大宏伟的建筑出现，纸、绢等材料制作技术的进步，为巨帧大轴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这一全新创作样式的完成最根本的是靠艺术家美学思想的形成，靠艺术家敏锐的创新意识和百折不挠的实践。巨帧长轴的形成特性与草书的表现力最相契合，王铎自身追求的又是那种天风海涛的气宇襟抱。此外他内心的抑郁、苦闷和不安更需要一种淋漓痛快的渲泄方式。而艺术表现形式中，在大幅纸绢上，纵情挥毫无拘无碍的狂草创作足以让人一吐快垒，荡涤心扉，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化境。特定的形式等待着王铎，王铎选择了这种形式，河北省博物馆藏王铎行书《五言古诗轴》，纵高达4．22米，（是目前所见最长的长轴作品）创作于明祟祯十五年(1642年)，当年所书《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合计总长度达11．67米。如此恢宏巨制，前无古人，后待来者，其中创作和书写的奥妙也需要有志者研讨解析。明末清初众多书家创作的巨帧长轴可与汉代的高碑大碣相媲美。这一时期也被后人赞叹为“明代书法史上最壮观的一幕”。王铎跻身大潮，成就非凡，是时代风尚的领军人物。

    王铎48岁那年曾说：“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苦心钻研，伏案终生却默默无闻者不可胜数。而王铎的“好书数行”竟占据了明末清初书坛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书学领域独树一帜，集表现主义与古典主义书风之大成，泽被了中外书坛的众多后学。王铎之愿足矣。

      诗如落叶  画乃晨星

      王铎书艺之外，诗文、绘画亦佳。王铎能诗，产量甚丰，仅五言诗就愈万首，（明•谈迁《棘林杂俎》仁集）现存也有4954首。(孟津县政协《孟津史迹研究》)他在给其弟王(钅加龙)的信中说:“初为诗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仅十分之二”。(《中州先哲卷•文苑一》)王铎的诗文集有《拟山园初集》17册，《拟山园选集》82卷，有文震孟、黄道周等序，另有《拟山园文选集》32卷，遭禁毁。王铎是以文学书艺而优则仕，入清以后更以赋诗属文为乐，他曾经说过：“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数卷诗文耳”。言语之中确有一番深意，期待后世之人能从他的诗文中，读懂他的内心世界，昭白他的志向与平生愿望。笔者无缘占有更多资料，仓促成文之间仅略做介绍而已。王铎的诗学，宗唐祧杜，陶铸汉魏，对明代诸派，独推崇前后七子中的李梦阳、李攀龙。他最尊崇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甚至以杜甫再世自居。大概因为杜甫飘泊的生活，忧伤与痛苦的心境，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以及萧飒悲怆的史诗风格极能引起王铎的共鸣，杜甫诗歌的语言及其内容最能为王铎的思想情感代言。王铎是主张“诗言志”的，他力图走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明崇祯五年，王铎作七言组诗八首的序时，对农民义军山西．河南战事造成的后果，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予以反对与敌视。但对人民遭受的生灵涂炭则寄于极大的同情，也表明了他诗歌刨作的动机。他说：“拯民而出水火，难乎?良可流涕也，予展转无计，郁塞发愤而作此诗”。(见本书《年表》)同时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质问。对当时国家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揭露。他说：“募兵无一斗者，国家养士，求其实用，则意如此。纸上捷奏，徒使劳于披览，噫！亦可以少息矣”。(同上)他在早年的诗歌中多有对国家时局的忧患，“天寒戌雪三边白，月暗狼烟万道红”，“秦关不断兵戈气，洛土还闻租税催”。也有对权臣当道，迫害忠良的愤恨，以及心怀济世救民之志而报国无门的感叹。“禄食谁知怀抱主，可怜绿鬓欲成翁。”“何当更却苍生望，惆怅严泉愧不才。”他内心亦在期待盛世的到来，“贞观苟可冀，虎岳也回翔。”他在政治失意后，诗中感怀身世和归隐田园的内容渐渐增多。他在《自待》中写道：“衰颜百事倦，自待亦何言。冷冷阶中草，萋萋河上园。秋风老马啮，夜月卧龙魂。”在《孤蓬书任丘旅舍》中说：“孤蓬迢递欲何依，垂老江湖尚未归。雪里三年血泪落，家中几次梅花飞。匡勷气锐时难遇，磊砢英多知已稀。纵尔波涛轻蹙沓，繙经犹有水田衣。”诗文中有躬耕江南、买舟遁迹之志。晚年的王铎，以恬静淡远为怀，也为逃避主子的猜疑，但求案牍劳形之苦，有耽事书画之乐。有《北方俚作》一首，以为抒怀，“天气北方异，秋暄白板扉，文词劳指节，书画涴朝衣。亭草经霜劲，海鸟傍夜归。嵩林虽自远，曝背念斜晖。”

    王铎的诗仿学杜子美，但其思想内容、语言功力以及成就影响则自当逊色。倒是一些感怀、赠送、悼友的诗，写得真切动人，语言警策精妙，独有个人风采。如他悼念文震盂的《吊文湛诗》七律一首，诗云：“别时孤棹赴清濆，秋老梧桐尚忆君。江海焱然上晦色，乾坤果尔丧斯文。同流范相祠边水，不借要离冢上云。鳌泣龙奔潮退后，风雷还向雨中闻。”在诗中流溢出对逝去老友的震惊与缅怀之情。他57岁写的《戊子九日》诗：“九日晴明燕地远，迢迢闭弟定相思。紫藤朱柿怜人处，恰是青山对酒时。”寥寥数语，写尽重阳佳节，人在两地的相思之情。末两句如画图之笔，描绘出色彩鲜艳的山野幽居，等待着亲人会面的场景。

      王铎能画，但作品流传不多。何绍基跋其《兰竹草石卷》云：孟津字多如落叶，而画乃少如晨星，以非精能之至，故不多作也。《清代七百名人传》说他“画山水荆仝，邱壑伟峻，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蔚，意趣自别。”王铎的山水画仿荆浩、关全却无大山大水的气势，《山水册》中的平冈高松，林峦深壑，空薄烟雨，曲径茅屋倒有苍秀清新之气，引人人胜。此图为其挚友程舫所作。程舫字其山，号岸舫，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人，清顺治六年进士，曾任江西广信知府。此人善画山水，风格洒落深厚，尤绘松石别致。程舫与王铎过往甚密，亦是旧画同道，所赠山水册页定是精心用意之作。

      王铎善以书法之笔描写花卉枯荣盛衰的姿态，从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里可窥一斑。此卷作竹、兰、菊、竹叶、菊瓣及兰叶皆以中锋出之，信手写来，洒脱中含有拙味，与他纵而能敛的书法特点相统一。着意神采，不求形似，洒然有象外之意，最能流露出他文人画的情致逸趣。

     王铎对绘画自有见解，尝与人云：“画寂寂无余情，如倪云林一派，虽有淡致不免枯干框赢，病夫奄奄之息，即谓之轻秀，薄弱甚矣，大家弗然。”又云：“以境界奇创，然后生以气晕，乃为胜，可奇造化。”。这与他在书法中追求气势与造型的奇幻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铎传世画作，主要的还有明崇祯八年(1635年)作《书画卷》，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明崇祯十二年(1639)作《家山卧游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清顺冶三年(1646年)作《西山卧游图轴》现藏山西省博物馆。清顺治六年(1649年)作《书画合璧卷》，藏日本大孤市立美术馆；清顺冶六年五月作《枯兰复花诗图卷》，藏苏州市博物馆。清顺治七年作《崇山兰若图轴》，藏首都博物馆。王铎的艺术是多方面的，而种种皆能融古化今，标新立异。王铎也自知为人议论品评，对此他却充满自负与自信，诚如他自己所言：。予字画诗文爱七憎三，各随所见耳，刖荆入宝•鼠璞比比也。”

    后五百年言自公

    如果说王铎的宦海人生是场悲剧，那么，王铎死后的声名荣辱就是一场悲喜大戏。

    王铎自幼家贫，力学成名已愈而立之年。一旦为官，屡逢坎坷。明天启、崇祯朝虽然曾有过暂短的政治辉煌期，却只是昙花一现。加上秉性忠直，处世幼稚，终遭贬斥。返乡之后，又遇农民起义军的战事，无奈流落江湖，饱受动乱疾苦。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北京城两易其主，王铎凄凄惶惶投奔短命的弘光小朝廷，寄身马士英、阮大钺的藩篱之下，虽居官显赫，实无力回天。数月之后，对南明朝廷的腐朽已有认识，几度请求离任。却在滞留之际，不期祸事临矣。“北来太子”一案，王铎应是据实指认。民众不知真相，认为他屈媚依附马、阮势力，视其为死党中人。南京城陷落之前夕，徒遭殴打辱骂，须发俱尽，惨不忍睹。此时，王铎的政治声名早已扫地，为天下士人耻笑。古来宫闱秘闻，实事难断。至于民情事变又是苦主难寻，诸般怨悔只有王铎一人自食。

    王铎以后的仕清行为，又把他自己推上了封建政治的审判台。“忠臣不事二主”是维护封建政治的伦理纲常，“舍生取义”是孔孟教义中的要旨所在，王铎背叛了这一切规矩信条，在他悲剧的命运上又蒙上浓重的暗影。而他的好友黄道周、倪元璐之死则又反衬出王铎的渺小。先是在1644年，倪元璐自缢而死，为国殉节。《明史•倪元璐》载：“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逆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死后黄道周亲自为他撰书墓志。1646年3月，黄道周被俘不屈，从容赴难。《明亡述略》记载；“及明亡，挚于金陵。正命之前夕，赴盟漱更衣，谓仆日：‘曩某索书画，吾既许之，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又索纸作水墨大画二幅，残山剩水，长松怪石，逸趣横生，题识后加盖印章，始就刑。”死得极其悲壮从容。王铎的两位年兄以身殉国，“杀身以成仁”，成为青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而王铎却“苟活”下来，“为时人所鄙”。“康熙间重修的《孟津县志》对王铎仕明清各职只字未载，书其亲属，凡涉铎名，其下均有许多空白，似是王铎其时名已败了。乾隆间刊行的《乔氏族谱》虽保留有王铎于天启元年为同乡好友(师友)尚书乔允升镌石小像所撰的赞词